文吴婧
资本市场是我国市场化要素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推进，政策环境和生态体系持续改善，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适配性持续增强，资本市场主体活力得到持续提升，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愈加坚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年我国经济增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发展韧性强、潜力大、动力足的特点持续显现。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同时，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面对重大考验和挑战，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龚芳认为，过去我国资本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功能，在新发展阶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来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是摆正资本市场面前的重大命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在“高质量”作为贯穿“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主线的情况下，我国资本市场进入新发展阶段。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年以来，资本市场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制度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全面注册制改革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正站在走向“双循环”良性发展新阶段的起点上。
持续推进注册制改革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可以预见，注册制改革在优化金融体系融资结构及在发行端推进金融市场风险主体下沉、审核权下沉、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及市场化定价机制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实际上，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事件，注册制于年7月在新设立的科创板首次试点。一位券商资深人士对记者坦言，经过3年的市场实践，注册制改革持续推进，多层次市场的板块架构和功能不断完善，市场环境趋于成熟，改革从增量过渡到存量，体系的效应逐渐放大。
在银河证券分析师武平平看来，我国融资结构失衡，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体系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创企业融资难题。承载直接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必然要发挥重要作用。
龚芳亦认为，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持续增长，但从融资结构来看仍呈现出明显的融资主体集中及间接融资主导的特征，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5万亿元，其中人民币信贷占比约60%，以股权融资和公司债/企业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比不足20%。在科创驱动下，如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所在。
光大证券分析师王思敏认为，注册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资本市场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强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地位和改革力度。同时，注册制改革有利于激发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结合发展，促进资本市场对于科技的支持力度。另外，注册制改革拓宽了上市标准和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上市来源。我国股票市场发轫于国企脱困，注册制改革有助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
无疑，注册制作为所有标准化、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基础发行制度，是优化我国融资结构的关键突破口。龚芳认为，要借助注册制改革解决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主体风险集中、发行责任集中、信息不对称及定价扭曲等难题，从入口端提升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设立北交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完善、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
年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这是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头戏”，亦将谱写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篇章。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北交所的成立有利于构建大中小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完善服务不同层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融资需求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立足层次互补、区域协调、国际互通，提升资本市场的普惠性、包容性。
事实上，由于中小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具有天生的脆弱性，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更大，后疫情时期中小企业的恢复也更为缓慢。国泰君安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董琦认为，当前从各个层面、运用多种工具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已经刻不容缓，北交所的设立对于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能进一步扩大股票融资规模，稳定社融增速，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改善金融体系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北交所的设立亦有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市场流动性，丰富私募基金的退出渠道。钟正生认为，北交所设立前，因新三板市场整体缺乏流动性等原因，大量挂牌企业选择摘牌。私募基金投资企业多为创业企业，而部分创业企业未形成盈利，估值难度大，导致私募基金通过股权退出方式效率低且收益少。
在钟正生看来，通过设立北交所激活新三板交易量，将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退”的发展环境，便利私募机构利用新三板公开市场完成退出，有进有出才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挂牌企业优胜劣汰。
北交所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一环，与资本市场的存量机构与制度形成错位化、差异化发展格局。董琦认为，其一头连接着新三板，上市公司来源于新三板，另一头连接着深交所和上交所，向沪深交易所转板，承前启后，但又独立发展、自成一体，锚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另外，钟正生认为，北交所的设立除了使创新型中小企业拥有更多直接融资发展的机会，也有助于其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在法律、财务等方面的风险，推动公司治理现代化、规范化、透明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董琦看来，北交所的设立在三个层面拓展了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边界：一是规模边界，其服务对象直接指向中小企业，实现规模下沉，向下拓展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的规模边界；二是风险收益边界，由于中小企业往往意味着经营上更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风险会更大，当然风险与收益对称，收益边界相应也会向上拓展；三是创新边界，创新型中小企业基本都是凭借某一方面的技术优势而崛起，对于这些企业的扶持，往往有助于局部领域的技术突破，帮助其取得更多专利，拓展技术创新边界。
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在高速增长中累积的风险逐渐呈现和释放。而在全球经济复苏仍存不确定性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无疑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增加了更多难度。
可喜的是，年，金融风险总体收敛。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新成效。”具体而言，重点集团、大型企业风险处置稳妥推进。推动存量高风险机构持续压降，高风险机构数量明显减少。坚决推进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各类金融业务全面纳入监管。
在基层执行层面，一位地方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对记者透露，在处理高风险机构的风险爆点精准拆除时，对高风险机构实施贴身监管，动态掌握风险底数，持续传导监管压力。同时，要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股东救助责任和地方政府属地责任，科学谋划风险处置重点和优先序列，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地一策，一行一策，稳妥推进高风险机构化险处置。另外，还要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