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正平黄帆帆卢欢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初步形成。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积极推动数字设施建设、传统金融机构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提供金融服务、新兴金融科技企业提供高水平数字技术服务三方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其次，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测算，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值是年的8.9倍，指数值平均每年增长36.4%；与此同时，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最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绩效突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截至年6月，我国人均拥有7.6个银行账户、持有5.7张银行卡，每10万人拥有ATM机79台、POS机台；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达82.3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率总体超过85%。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造成了我国经济运行的暂时停摆，也给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为应对疫情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国上下开展了积极的“抗疫”行动，又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疫情对我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冲击
数字金融业务竞争加剧
突如其来的疫情，加快了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的步伐。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疫情期间银行机构线上业务的服务替代率平均水平高达96%。不难看出，一场升级版的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浪潮已然到来。一些银行凭借着自身线上业务的长期积累和组织机制优势，可以较高效地实现疫情期间的数字化转型。例如，网商银行依托庞大的数据资源不断优化“”贷款模式，疫情期间联合同业机构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累计向14.6万户湖北小店、全国医药类小微商家发放贷款46.8亿元；光大银行深化“云缴费”服务，将各地分散的缴费业务集中接入云平台，年1月24日至3月末，完成湖北省线上缴费多万笔，服务用户.3万户。
对中小银行而言，面对突发的、持续数月的疫情冲击，即使有国家利好的政策支持，仍感捉襟见肘、招架乏力。疫情影响下，中小银行不仅受到来自资产端、负债端和权益端的直接冲击，还面临利润下降、道德风险和高杠杆风险等问题。对保险公司而言，受疫情影响，短期内保险公司业务面临一定压力，航意险、交通意外险等消费险因出行或旅游计划的大幅减少而下降，行业前十的财险公司中有九家机构的业务规模出现了大幅萎缩。与此同时，阿里、腾讯等金融科技公司则凭借其在网络、数据方面的优势，在疫情期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了优惠、便捷的信贷支持，还提供了许多数字生活服务。
小微企业风控难度加大
本次疫情中，小微企业是受影响较大的群体之一。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研究员王靖一等（）的研究显示，在重点疫区湖北省，线下微型商户中的活跃商户量和营业额，较推算出的如果没有疫情发生的“反事实结果”，分别下降59.3%和69.7%；而在全国其他地区，活跃商户量和营业额则分别下降约40%和50%。从短期来看，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等行业的收入锐减，导致企业入不敷出、流动性不足。尽管目前疫情得到了初步遏制，全国各地都在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但对于那些实力薄弱的小微企业来说，不仅复工复产举步维艰，一些企业甚至走到了生死边缘，多半无力偿还到期的贷款。从长期来看，疫情引发的经济下滑将进一步恶化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在经济系统中，小微企业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往往是最弱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发现，疫情发生后的3个月是大部分企业的“生死线”，65%的企业主表示自有资金只能维持不超过3个月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58%的企业主表示所有能借到的资金也仅够维持不超过3个月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事实上，部分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难题实质上并非疫情导致的，而是经济周期的问题，或是订单、市场、财税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对这部分小微企业而言，即使获得信贷支持，也只是暂时缓解资金流动性，延续其退出市场的时间，需要出台解决小微企业长期困难的政策措施。而且，疫情期间企业经营情况变化更加难以捕捉，外部政策调整也趋于频繁，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控制的难度。总之，对金融机构而言，疫情期间乃至疫情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服务都会承担比以往更大的风险，风控问题更加突出。
农户金融需求降低
疫情期间，各地采取的防控措施给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汪小亚和杨庆祥（）调查发现，由于农产品有存活率和保鲜度的特别要求，物流受阻对农户影响要大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90%以上的客户表示物流受限对农业生产和销售有影响，对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影响相对较重。农产品滞销的同时，农户的金融需求急剧下降。
首先，疫情导致的物流受阻致使农产品滞销严重，尤其是畜禽产业受损失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往往要面对沉重的经营损失，无力继续申请贷款进行生产经营或扩张生产规模，导致短期内农户的信贷需求减少。其次，对大规模种植、养殖的农户而言，由于种子、化肥及饲料的采购所需资金规模较大，疫情引发的交通阻塞致使种子等物质的采购难度加大甚至错过采购时机，使得这部分资金需求有所降低。再次，疫情期间农户外出活动的次数、时间大幅减少，各类农业经营活动受到较大的影响，因经营所产生的金融需求也随之下降。最后，数字鸿沟的存在阻碍了农户的金融需求。疫情期间，很多金融服务被迫在短期内迅速转变为线上服务，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形式提供，但农户因为存在更大的数字鸿沟，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对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短期内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降低了其金融需求。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受阻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基础和保障。所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与数据相关的基础软硬件建设，包括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基础软件等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则是其背后的核心技术。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大了金融科技投入力度，突发的新冠疫情，对于我国加速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而言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关设备器件生产商的生产延期以及相关设施建设的施工进度延缓等方面。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大幅延后，造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设备供货也因此推迟。另一方面，道路交通的阻隔以及社区的封闭式管理，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都出现了延缓。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各种支付清算系统以及基础征信系统等）的数字化建设进程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由于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阻碍。
疫情催化我国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机遇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为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从供给端来看，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获得了更有利、更有力的政策支持。首先，人民银行实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累计释放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资金约亿元，将普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并降低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20个百分比。银保监会鼓励金融机构对虽受疫情影响但仍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通过调整还款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率、完善展期续贷、衔接等措施进行纾困帮扶。以上举措不仅为金融机构注入了流动性，降低了其资金成本，也促进了金融机构更多更好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其次，银保监会推行无接触贷款计划，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拓展线上金融服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和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和场景，这促进了金融机构线上业务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程度。最后，工信部明确将进一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围绕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的新动能，这极大地激发了金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业务的热情，推进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的创新发展。从需求端来看，弱势群体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能力得到了恢复甚至加强。为降低疫情冲击，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迅速推出了减税降费、社保减免、生产补贴等措施，积极帮扶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些省市通过发放网络消费券、给困难民众发放现金补贴等形式刺激消费需求，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一些有责任感的企业则推出了减免租金、延长账期、降低售价、发放消费券等优惠政策，降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消费者的成本，帮助经济尽快回归正轨。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激发了市场需求，由于很多措施通过数字化形式推进，还迫使弱势群体提升了数字金融的使用水平。
发展空间得到拓展
疫情虽使中国经济被迫按下暂停键，但也意外地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是发掘了潜在的客户。受疫情影响，部分从未有过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可能出现临时性资金短缺，而医药器械、生鲜配送等行业及其上下游经营者可能扩大经营而产生资金需求，这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掘了大量的潜在客户。二是出现了需求反弹。疫情缓和后，已经出现了“抢工复产潮”“报复性消费”等现象，农户积极备耕备产、农民加快返城务工、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积极筹备开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带来更加强劲的投资、信贷等金融需求。三是增强客户黏性。疫情爆发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勇于担当，“雪中送炭”，将更多的资源向缺乏金融支持的小微企业及三农群体倾斜，并通过简化业务流程、延迟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等方式帮助客户应对疫情冲击。四是激发内生变革。此次疫情充分暴露了金融机构在业务流程、风险防控、产品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让其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的不足，从而为其进行全面的转型、变革提供了动力。
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加速
疫情时期，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生产生活保障、复工复产等各个环节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的加速普及。数字技术除了助力疫情防控外，还可能推动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及民众行为模式的转变，加速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受疫情影响，很多地方政府搭建了数字化治理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及非接触式数字化技术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和政府服务能力。例如，浙江省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形成了从疫情采集、防控隔离到疾病治疗，再到复工复产、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一套全新的数字化治理体系。
其次，企业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观念，加快了企业数字化产品和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数字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据《温州新闻》披露，温州的一家制鞋企业红蜻蜓，线下家门店被迫关闭之后，积极开展线上销售，疫情期间线上业务增长了6倍。
再次，为应对疫情冲击，金融机构加速推出“线上金融服务”，利用数字技术搭建“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加速线上服务对线下服务的替代，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据《金融时报》报道，疫情期间青岛农商银行推出了“汇青客”线上金融超市，客户点击进入即可线上提交需求，全程零接触，上线一个月，“汇青客”客户点击量达63.9万人次，累计办理线上贷款、理财、车险等个人金融业务笔，金额达5.1亿元。
最后，疫情使得人们必须待在家里，人们的社交、消费等活动因此大幅减少，但依托互联网、智能手机、物联网，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接触并使用在线理财、在线消费等数字金融服务，一些农民和老人甚至因为疫情“被迫”生平第一次“触网”，进而接触、使用了“网上查询余额”“在线领取养老金”等数字金融服务。
总之，疫情下我国形成了数字化全民参与的格局，加快了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科技赋能金融速度加快
疫情之下，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这种现实的约束为科技赋能金融提供了新的、更多的场景，促使金融机构加速发展和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积极探索各类非接触式金融服务渠道，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事实上，受疫情影响，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具体而言，一是依托5G、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疫情期间人们在线购物的频率、规模均大幅增加，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理财也因此变得更加普及。二是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风控模型的发展，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为代表的互联网银行以及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等金融科技企业则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规模，成为疫情期间一些有贷款需求者的首选。据《四川日报》报道，在刚过去的年一季度，新网银行小微贷款增速不降反增，而且高于其行内各项贷款增速8.18个百分点，累计服务小微企业客户达6.5万户。三是得益于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受疫情影响保险意识增强的人们仍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医疗险、人寿险等险种，推动了互联网保险的发展。四是得益于AI技术的发展，封闭在家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都可以利用智能投顾购买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智能客服中心与远程银行“照常营业”，非接触式服务得到广泛推广。与此同时，以支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