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万年间，说部奇书《西游记》问世。现在所见最早版本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不署作者之名。其卷首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中明确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宣告《西游记》作者佚名。四百年来，历代学者多方探寻，孜孜研判，遂成一个严谨的学术命题。时至今日，犹如披沙沥金，许白云、唐新庵、李春芳、陈元之、朱观锭（左金字当为火）、闫希言、唐鹤征、顾大训等人或遭淘汰，或基本退出“竞选”，只剩吴承恩、邱处机双峰对峙，呈“二进一”的局面。
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系“五四”之际鲁迅、胡适考定，是当下学界主流意见；邱处机著《西游记》一说，清初以降流行三百年之久，现在依旧不乏影响力。邱处机VS吴承恩，两方面各有支持者，也各有理由和证据。对此，我们或许还不能完全推断最后谁人将执牛耳，即使判定其中一人胜出，也还不能说就此解开了《西游记》作者这个“海内一大闷葫芦”；但在现有学术背景下，梳理既往研究已有之文献和成果，围绕“邱处机VS吴承恩”的命题作一次新颖、宏观和深入的辨证成为可能，这无疑有利于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正确认识。本文或有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供《西游记》同好参考，并切切伫候教正。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一、“邱作”说：注定“郢书燕说”的命运？
“邱作”说的肇始者是清初康熙（—）年间的汪澹漪[1]，他在笺评本《西游证道书》里首倡《西游记》“证道”说，并相应地把《西游记》作者“无名氏”坐实为宋元之际全真教道祖邱处机。由于全真教的巨大势力、汪澹漪的成功运作，以及《西游证道书》的强势风行，“邱作”说成为一时定论。
邱处机像
邱处机（—），邱本作丘，因孔子讳改，字通密，号长春子，始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后自创全真道磻溪派、龙门派，有《大丹直指》、《摄生论》、《蹯溪集》和《鸣道集》等著作传世。因其道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具有先天性矛盾，“邱作”说创立不久也曾遭多方质疑。择其重要者在以下两人：
其一，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
纪昀在《西游记》中发现了“多明制”（官制、官职）的现象，于是怀疑宋元人邱处机的著作权。这位以博雅风趣著称的学者型大官僚，在作“官方发布”时依然不忘玩一记幽默，他以游戏笔墨写道：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2]
纪昀的怀疑理由是：邱处机创作《西游记》“时间不合”。邱处机是宋元之际人，他创作的《西游记》怎么会有诸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呢？反而言之，既然《西游记》“多明制”，那么必定“为明人依托无疑”，其作者当为明代人，尤其不可能是宋元道士邱处机。借用现代刑侦学术语：他“没有作案时间”。纪昀的怀疑应该说是符合人类之一般思维逻辑的。其实，汪澹漪选定邱处机已经考虑到时间因数，否则，他恨不得将太上老君、张天师、葛天翁和吕纯阳等一干名声更响的道家（道教）祖师拉来充数。可惜，还是百密一疏，被博学机敏的纪昀拉住了马脚。考察中国小说史，宋元之际并无长篇章回小说，“邱作”说确乎“时间不合”。
其二，乾嘉朴学大师钱大昕。
钱大昕是博极群书的大学者，他（联合段玉裁）居然于清乾隆六十年（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邱处机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他在记述该项发现经过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跋》中指出：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史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村俗小说《唐三藏西游记》，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于邱处机，真郢书燕说矣。[3]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邱处机《西游记》真相大白。原来，所谓《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师操刀撰写的一本游记，主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时四年远赴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见闻，以及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场对话，薄薄两卷不足5万字，与《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以邱处机为《西游记》作者，纯属以讹传讹的耳食之言。故而另一乾嘉学人焦循解释说：
按邱长春，登州栖霞人，元太祖自奈蛮国遣使臣刘仲禄诏旨行在，自东而西，故有《西游记》，非演义之《西游记》。[4]
当然，虽然纪昀、钱大昕、焦循言之凿凿，但并没有改变“邱作”说的强大惯性。真正褫夺其著作权的是“五四”之际的鲁迅与胡适。他们凭借纪昀、钱大昕和吴玉搢、丁宴、阮葵生等清人提供的材料，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邱作”说作了深入考证和辨析。比如鲁迅以史论视角切入，从“邱作”说产生、流传的历史中揭示出两书混淆的原因，揭穿“清人刻《西游记》小说者（实指汪澹漪）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的诸种把戏，从而得出“邱作”说“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的结论。[5]正是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两本20世纪的学术经典中，纪昀和钱大昕的发现真正实现了宝贵的考证价值和辨伪使命。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年
后人对邱处机的辩护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否定“邱作”说未必充分，因为邱处机有可能是两部《西游记》的共同作者。其二，《西游记》是世代累积之作，邱处机所作或为某一原始《西游记》。其三，《西游记》客观存在许多道教（全真教）内容，邱处机理应是《西游记》作者的不二人选。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辩护都显乏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邱作”说“郢书燕说”的命运。
邱处机固然有可能既写作《西游记》游记，同时又写作《西游记》小说，所谓“大小通吃”，但这种一人撰写两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只在理论上成立。古代文人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为文追求，即使是同类文字也必定会在书名上翻新求变，起码会标出之一、之二。所以，提出这个逻辑上的“充分律”，在今天并无实际的可信度，或许只有在论争“抬扛”时显示其特有之价值。
“原始《西游记》”，盖指世本《西游记》以前的“西游”作品，目前学界公认的主要“西游”作品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和两部《西游记》简易小说。问题在于：1、“原始《西游记》”不等同于《西游记》，“原始《西游记》”的作者也就不等同于《西游记》的作者，所以，所谓“邱处机是《西游记》的原始作者”本身即是一个伪命题，等于自我否定邱处机曾创作《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只是退而求其次，硬是要将邱处机与《西游记》的源头搭上关系而已。2、这些“西游”作品的署名情况相当清晰：《诗话》系唐五代时寺院讲经话本，无名氏作（据李时人、刘坚说）；《西游记》杂剧为明代戏曲名家杨景贤所作（据孙楷第说），元初吴昌龄或撰有同名杂剧，今佚；明代《西游记平话》全本已佚去，至今只发现两则片断，分别保留于《永乐大典》和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6]，作者佚名，根本没有邱处机的影子；两部早期简易小说皆名花有主，即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阳至和“四游记本”《西游记传》。——可见，这些“原始西游记”都与邱处机风马牛不相及。3、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汪澹漪托名元代大文豪虞集杜撰《西游证道书原序》，明言邱处机所作为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其有“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和“其书离奇浩瀚，亡虑数十万言”之语，并非言辞吞吐地虚指某一种“原始《西游记》”。把邱处机作为《西游记》的“原始作者”，不过是一些邱处机拥趸们无奈的美好梦呓。
至于“《西游记》有道教内容，作者即为道教中人”，此论并不靠谱。众所周知，《西游记》是中国文化宝典，三教共处，九流杂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西游记》揽入独家彀中。殊不知，《西游记》神魔世界，精魅故事，其中竟掺夹不少儒家言论，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夜行以烛，无烛则止”之类，我们难道可将《西游记》视为《论语》、《孟子》，断定出于孔孟之手？
还有，需要指出的是，石钟扬先生曾撰文考证《西游证道书》虞集《原序》的真伪，认为虞集《原序》是真实存在，并非汪澹漪伪作，不过所序者并不是《西游记》百回本小说，而是作为祖本的《西游记》平话。[7]此论一出，反响颇大，朱一玄先生誉其为“澄清了历史误会”，“有功于理顺《西游记》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脉络”。[8]众所周知，虞《序》由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首发”，既然它是真的，那么能否作为汪氏首倡之“邱作”说的论据支撑呢？
考察石钟扬先生的立意，正如朱一玄先生所说，该文宗旨“在理顺《西游记》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还原明代《西游记》平话以及虞集《序》的本来面目，“澄清历史误会”，明确指出汪澹漪张冠李戴，出于自身目的而故意挪用虞《序》。而且，石钟扬先生本身即是“吴著”说的重要代表，对吴承恩生平事迹尤其是《射阳先生存稿》之于《西游记》的内证价值作过深入考辨，当然不是为了声援“邱作”说。
关于“邱作”说，钱大昕指为“郢书燕说”，鲁迅斥为“不根之谈”，看来并非虚妄。此论成立，殊为不易。
二、“吴著”说亦非定谳
鲁迅、胡适考定淮安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主要依据是明代天启《淮安府志》。该书的“淮贤文目”列有吴承恩作品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卷十九艺文志一）
射阳先生存稿
又“近代文苑”记载吴承恩生平事迹：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卷十六人物志二）
首先要赞赏“五四”新文化大师们的先进文学观和开阔的文化胸襟。他们肯定文学的主体性，在“抹黑”邱处机之后，坚信《西游记》有确定之作者存在，不应重新退回“无名氏”的混沌状态。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文，小说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残丛小道，丘里之言，改变这种局面正须从寻找、确定《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经典业已失落的作者开始。然而大凡小说的作者，不可能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中留有记载，线索只可能存在于地方文献和落魄文人的私家文集中。作为这种“先进文学观和开阔的文化胸襟”的实绩，就是终于在汗牛充栋的乡邦文献中找到了天启《淮安府志》。
由于鲁迅和胡适崇高的学术地位，《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巨大影响，“吴著”说逐渐替代“邱作”说成为关于《西游记》作者的主流意见，尤其在当代中国，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吴著”说曾经是一统天下对主流意见。如当代通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正式署名为“吴承恩著”，在当下书市众多《西游记》版本中，似乎只有李安纲先生校注本书名为“无名氏”；央视年版同名电视剧也赫然推出“原著：吴承恩”的特写镜头，——两者对于普及“吴著”说厥功至伟。
但是，如果较真说来，“吴著”说却从来没有成为完全的定谳。学界不同意见时断时续，在鲁迅、胡适时代即有颠公、俞平伯等人宣告明确反对（文见《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和《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在海外汉学界，关于《西游记》作者讨论热烈，持“非吴”立场的著名学者有港台地区张易克、陈志滨、陈敦甫，英国杜德桥，澳大利亚柳存仁，美国余国藩，日本太田辰夫、田中严、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等，阵容相当庞大。终于在年以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为标志，对“吴著”说提出全面质疑。章文主要观点为：
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明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9]
逐条批驳了“吴著”说的理论依据。在章培恒先生看来，吴承恩与邱处机的情况没有本质差别，所著《西游记》未必是唐僧《西游记》，极有可能也是一部记载吴承恩某次西行的游记。因为所有已见之明清《西游记》小说版本都未署名吴承恩，而《府志》所记“吴承恩《西游记》”并没有注明小说体裁及卷回篇幅，根据文史传统，小说未必能够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却被编入舆地类，并且与唐鹤征《南游记》并列，显然属于地理类（譬如游记）著作。如此，又多了一层“非吴”的旁证。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章先生的论文事实充分，逻辑严谨，直至“吴著”说的立论缺陷，其时“吴著”说阵营虽有反击，但是消极辩护居多，并未破解自身面临的理论危机。“邱处机VS吴承恩”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年2月，陈大康先生在著名的“文汇讲堂”作长篇讲演：“关于《西游记》（作者）的两次争辩”，全面、深入地阐述《西游记》“非吴”说的意义，再度引起强烈反响。陈大康师进一步指出“吴著”说的“短板”：至今没有一条有力的直接证据，所引多为后人转录之间接证据，缺乏考证的公信力，章培恒先生对“吴著”说的质疑无法辩驳，“吴著”说面临“死结”。[10]这些“绕不过”的“死结”为：1、为什么《府志》记载吴氏《西游记》没有指明其卷回和体裁？2、为什么《千顷堂书目》将《西游记》归入地理类？假设章文发表在60年前，鲁迅、胡适未必能够予以完美解答。应该说，上述意见客观、理性、中肯，作为论争尤显有力，陈师还在学术会议、大学课堂等不同场合作多次阐述，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遂使“非吴”的阵营日益壮大。
当然，陈大康师的上述意见并没有使“吴著”说论者信服。比如，“间接证据”是不是证据？间接证据一旦形成证据链是否就具备了“考证的公信力”？《府志》没有具体标出某卷某回，固然有《西游记》为短篇游记的可能，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存在：早期《西游记》小说版本芜杂，卷回不一，导致《府志》编者无法标出，而且，方志里的数目是否一定要标出几卷几回才算符合编纂的“规范”。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把《西游记》编入地理类，有可能正是《千目》自身出错，与《西游记》无涉。我还顺着补充一条，《西游记》书写唐僧取经，西行5万里，穿越百余国，展现了大量名山大川，人文地理，即使作为舆地类著作也是当之无愧，未必值得诧异。
在对“吴著”说的质疑中，当数李安纲先生最为激烈。他直斥吴承恩“冒名顶替”，“绝对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其理由是：一、创作《西游记》这样的煌煌巨著，需“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又复若干年点窜”，吴承恩一生忙于科举做官，“没有写作《西游记》的时间”；二、《西游记》是一部演金丹大道之作，“吴承恩是一位儒生，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家中没有佛道之书，更不要说读过《道藏》了”，所以没有这样的才能；三、现吴承恩存有诗文集，还有大量亲友写的纪念文字，“但都没有提供什么关于《西游记》的线索”，他不可能在别人不知不觉中写成这部巨著。[11]
李安纲《李安纲批评西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不过，因为李先生否定“吴著”说的目的在于重提“邱作”说，立论难免走向偏颇。正如有论者指出：因为吴承恩生平不详，其实我们并不能判断他是否精通道教；即使是写道教小说，也未尝一定要添置、熟读《道藏》；创作文艺作品也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难道非得像如今一些浮躁浅薄的作家那样大肆“炒作”？至于时间，更是一个弹性概念，立志刻苦就有时间，否则再长的寿命也是白驹过隙，蜉蝣历世，“岁月蹉跎，悲守穷庐”。在我看来，李氏立场鲜明，态度激烈，但缺乏理论依据，逻辑上有先天不足：先预设一个写作《西游记》的条件，然后指出吴承恩不符合这个条件，邱处机（或某位传人）则符合这个条件。这是典型的反向思维，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答。事实上，作为极端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西游记》的写作需要怎样的主体条件是无法预设的，在创作《西游记》之前或许谁也无法知道自己的文学潜力。或许是求胜心切，主动宣战而露出诸多破绽，李先生之论非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反而留给论敌以口实，为“吴著”说帮了倒忙。
三、吴承恩：一个《西游记》作者的合理指代
面对多方质疑，“吴著”说阵营有所退却。在许多著作和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作者，一说为吴承恩”、“以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学界尚有异见，这里聊备一说”这样委婉而严谨的表述。
我以为，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吴著”说虽然未成定谳，但吴承恩——有理由作为《西游记》作者的一个合理的指代。“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这种“悬置”存疑的方法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并为我们作出了有益的借鉴。解放前，叶德均作《西游记研究的资料》，他在开篇时即指出：“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12]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对《西游记》资料的蒐集、钩辑和征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著名学者张锦池先生持“非吴著”说，认为“吴著”说尚缺乏“过硬的外证和旁征材料”，提出将《西游记》作者无名氏、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和序者陈元之笼而统之予以全盘考虑，然而对于吴承恩，他说：“当然，在问题最后弄清之前，把吴承恩暂且作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代号’，那还是可以的。”[13]
就我个人立场和观点，在“邱处机VS吴承恩”的竞争中选择吴承恩，在“吴著”说与“非吴著”说的对立中倾向“吴著”说。因为毋庸隐晦，我反对倒退到“无名氏”阶段，而就目前掌握的材料，吴承恩著《西游记》毕竟具备最大的可能性。既然理由还不够充分，不足以服众，那么暂且存疑——即以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便是最为合理的选择。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吴著”说也在质疑声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已经具备了新的立论基础和考证水平，不过，为“吴著”说辩护，已不是本讲的内容，且容另行讲说。
[1]据曹炳建先生指出，最早将《西游记》作者误为邱处机的是明人伍守阳（—？），其《天仙正理》卷下有云：“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性，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西游记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年版）。这里为了叙说方便，姑且从众从俗，采“清初汪澹漪首倡‘邱作’说”。
[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4]焦循：《剧说》卷五。
[5]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6]或说为三段，即以上世纪30年代于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所刊“唐僧西天去取经”一节为《西游记》平话片断。又，据张锦池推测，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卷四所载唐僧出世故事实为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则残文。张锦池：《说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北方论丛》年第4期，又见诸《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此亦可聊备一说。
[7]参见石钟扬《虞集西游记序考略》（淮安《西游记研究》第2辑）、《虞集西游记考证》（古籍研究年第1期）。
[8]朱一玄：《考论须立足于有力的内证》，石钟扬《神魔的魅力——西游记考论》卷首，华艺出版社年版。
[9]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年第4期。
[10]参见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载《文汇报》年2月29日。
[11]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年第3期。
[12]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年5月版，第页。
[13]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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