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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以占全国八千分之一的土地空间，贡献了全国八十分之一的GDP，十五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额，成为改革开放创新高地。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走过1.0版、2.0版两个阶段。随着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称《意见》），3.0版正式开启，制度开放也被认为是高水平开放下的一大重点。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金伟良摄
上海浦东以占全国八千分之一的土地空间，贡献了全国八十分之一的GDP，十五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额，成为改革开放创新高地。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走过1.0版、2.0版两个阶段。随着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称《意见》），3.0版正式开启，制度开放也被认为是高水平开放下的一大重点。
7月31日，在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第四届研讨会”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顾问屠光绍表示，进入3.0版之后，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发展阶段与以往不同，将迎来很多挑战，但3.0版的实施一定会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冲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上海需要在金融制度开放方面引领先行。
屠光绍（资料照片）
金融中心建设进入第三阶段
屠光绍此前表示，回顾历史，年国家提出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将其作为一个战略任务。经过近30年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绩显著。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和任务，可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分为三个阶段。
～年是1.0版，上海初步建立了一些框架；年是2.0版，国务院发布19号文件，提出“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做出了战略部署；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了3.0版。随着国际、国内环境进入新的格局，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提出新的应对方式，因此，在坚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的同时，我们还要因时而变，打造“3.0版”。
屠光绍提及，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事实上制度开放（不仅限于金融制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制度开放大概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传统贸易投资的开放，中国这方面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不断跟国际先进的规则接轨；第二个层面是服务贸易制度的开放，包括现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开放；第三个层面则涉及例如竞争中性、补贴、国民待遇等问题，由于国内外制度不同，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
目前，金融制度的开放如今成为焦点。7月15日，《意见》）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意见》进一步扩大了金融、科创、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加强国际竞争力。
屠光绍提及，“因为金融的特殊性，包括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主权等问题，中国在金融制度开放方面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它非常重要。金融开放今年的确在加速，但开放的同时建制度更为重要。”
例如，注册制就是一种制度的开放。面对实体经济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需要与时俱进，科创板正是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的具体产物，以注册制为引领，从审核、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持续监管及退市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供给，因此为科创板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上海应该引领金融制度开放
屠光绍认为，金融制度开放的基本原则在于对标国际上最先进或最高水平的金融制度。
“因为全球化浪潮难以彻底逆转，而且金融体系的影响力是竞争出来的，因此必定要按照国际最高的标准。”他也提及，“也不是简单地直接照搬国外标准，而是要考虑到中国的制度特点以及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向前发展的过渡期。”
在他看来，通过金融制度开放，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制度方面拥有话语权，能够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好处是带动中国更好地向国际最高标准看齐、对接。同时中国通过参与金融治理也能表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样才能形成我国金融制度开放与国际制度的对接。
同时，屠光绍认为，我国金融制度开放还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制度效率提升和成本减低问题”。
“制度是好制度，但是成本太高也不行，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屠光绍以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为例，早年中国QFII制度实行额度管理，在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通过QFII引入国际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人进入中国股债市场。“一开始额度不足，后来在年中国取消了额度管理，但实际额度根本没用完。”
随着年沪港通、债券通的开通，由于互联互通制度在备案登记、资金自由进出等方面对外资而言更为便利，因此过去几年取代QFII成为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渠道。相比之下，早年QFII制度对于外资而言成本较高，包括备案时间较长、资金进出便利度不足、受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水平变化的影响等。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监管层在提升QFII便利度方面已经多措并举，不断降低屠光绍所提及的“制度成本”。即使是互联互通制度下，目前也仍面临海内外假期不同的问题等。屠光绍称，春节中国市场休市近一周，年市场受到疫情冲击，这一制度规则也导致国际投资人承受了较高的资金成本。“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制度的开放需要要考虑制度成本。”
此外，屠光绍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金融制度开放的路径。“金融制度开放不像某一个机构的开放，也不像市场的开放，制度开放的推进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为此，他建议，金融制度开放也应该从试点开始，逐步地进行开放，“金融制度开放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责无旁贷，上海在金融制度开放方面必须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资讯
作者：周艾琳
屠光绍：从科创板谈市场制度供给7月18日，“中国科创企业上市之路”主题论坛在上海举行。复旦泛海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屠光绍教授从科创板两年来的成长和发展，分享了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屠光绍认为，资本市场制度供给意义重大，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系统推进，才能使改革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资本市场历经31年的发展，制度供给是市场发展的核心内容，越来越重要。在屠光绍看来，相比资金等资源的供给，制度供给更具有基础性和长远性。资本市场制度供给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制度供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屠光绍以科创板为例分析了制度供给对资本市场功能健全的重要性。从科创板开市两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市值占比相对A股整体市场而言还不算太高，但发展速度远高于主板。从行业结构来看，科创板公司在信息技术、医疗保健两大行业高度集中，这正是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发展的硬科技行业，引领着未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同时，制度供给是资本市场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屠光绍认为，当前资本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健全和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特别是制度开放，都需要更加注重制度供给。在屠光绍看来，科创板正是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的具体产物。“科创板的行业结构已经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包括注册制在内的各项制度供给起到核心作用。”他表示。其次，屠光绍特别强调，面对实体经济的变化，包括资产结构、企业形态、行业业态等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需要与时俱进。制度供给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适应资本市场的功能提升和服务深化。过去针对传统产业，资本市场有一套上市规则，而如今面对科创企业则需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科创板试点注册制，设计了更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为硬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由此迅速增强了科创板对硬科技的集聚效应，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创新制度为科创板带来的强大生命力。最后，屠光绍表示，资本市场制度供给要系统推进。正如“木桶原理”，其容水量取决于最短板，而非最长板。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也是如此，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实际上是以注册制为引领，从审核、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持续监管及退市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供给，因此为科创板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关于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屠光绍也从制度供给层面向记者表示，引入做市商制度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增强科创板的活跃度和流动性，但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引入更多的机构投资人和专业投资者。“只有在流动性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更多投资人参与交易，才能更好地发现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或者价格。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科创企业具有很强的科创属性，作为科技创新型的资产类型，其需要有更专业的投资者了解、识别其价值。”在屠光绍看来，有了更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做市商制度才能真正起到增加活跃度和流动性的作用。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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