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最有影响力的
明代嘉靖、隆庆两朝的内阁争斗是激烈甚至血腥的,首辅夏言与严嵩之间、严嵩与徐阶之间、徐阶与高拱之间互相争斗,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初使李春芳萌生退意的,应该是他被卷入徐阶、高拱之间的漩涡之后。高拱一党的监察御史齐康,弹劾首辅徐阶及次辅李春芳在内阁中狼狈为奸弄乱朝政。当年,李春芳两次乞休,奏疏没有提齐康弹劾的事,只讲了“亲老身衰”的两个理由:父母亲“年并七十有七,景逼桑榆,命同风烛”;自己年龄也大,精力衰减,“目花生而莫辩,心血耗而善忘”,不能再承担内阁重务。皇帝当然知道李春芳乞休的原因,当即下旨安慰挽留:“卿德望素著,年力未衰,朕方切倚任,用图治理,岂可遽求休退。宜即出供职,以副眷怀,不允所辞。”
过了两年,李春芳又上疏乞休,这一次当是徐阶罢相他继任首辅之后,即明史中所指的“始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奏疏中提出的理由是“血疾陡作,不能供职”,左鼻几次衄血如注,医生认为“病起积劳,非旦夕可愈”,希望皇上能够“悯臣多疾,放归田里”。皇上派了太医诊治,仍然不允所求:“卿辅弼之臣,忠勤素著,朕所倚任,岂可以微疾辄求休致。宜用心调理,痊可即出供职。”
李春芳最后比较集中地提出乞休,是在隆庆五年。当时南京的给事中王祯揣摩高拱的意图,上书指责李春芳“亲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职而非分希恩”,是为“不忠不孝”。李春芳在乞休奏疏中提到:“臣果忠实乎果欺诈乎,皇上圣明内蕴,无微不照,自然辨察”,但“忝居丞弼,既经丑诋,岂可复玷班行之首”,要求皇上将其“即日放归田里”。隆庆皇帝很快下旨挽留:“卿辅弼之臣,忠诚体国,朕所眷倚,岂可以人言辄求休致。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辞。”这一次李春芳铁了心,连续上了4封奏疏,弄得皇上很不耐烦:“卿昨具辞已有旨勉留,何又有此奏?”“机务繁重,方切倚毗,岂可坚于自遂。宜即出辅理,慎勿再辞。”“卿屡疏求退,已屡有旨慰留,宜体圣怀,勉出辅政,勿再固辞。”等到李春芳上了第5封奏疏,隆庆皇帝没有办法,只得下了一道《赐大学士李春芳归田敕》,“特从说请,用遂雅情”,并赐驰传遣官护行,“有司岁给舆隶八人,月馈官廪六石”。与嘉靖、隆庆两朝所有的首辅相比,李春芳的结局是最好的。
引退生活
万历年间的首辅王锡爵写的《太师李文定公传》,记载了李春芳退休生活的几个方面:
一是奉亲养老,“公既归,则角巾私第,岁时伏腊,群诸子姓,绯衣蟒玉,奉觞尊人前寿。”归乡后,父母身体尚好,李春芳得以服侍将近十年,逢年过节或者父母生日,李春芳“率诸子姓次第上寿,二尊人顾而色喜”。隆庆皇帝颁给李春芳的《归田敕》里有一句“展至乐于家庭”,这一点李春芳做得很好。《明史》里也说:“春芳归,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乡里艳之。”
二是交友论道,“从里中鸿生巨儒及诸后生讲论道艺”,与一些老朋友“欢续旧游”。李春芳的《贻安堂集》里有很多文章和诗歌反映出这样的交往,如《夏日同诸会丈燕集墀石刘丈草堂》等。刘墀石就是宗臣《报刘一丈书》中的刘一丈,宗臣的父亲宗周与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的同年进士,交往也很多。此外,还有解宋、袁怀堂、陆西星等人,《贻安堂集》以及《兴化县新志》里都有提及。归乡后的十几年,李春芳还为兴化以及周边州县写了不少文章,如《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记》、《重修烟雨楼记》、《重修泰兴县儒学记》等等,有些文章里提到泰州与兴化的关系:“海陵去吾兴百里而遥,风气习尚大相类也。士人尚廉耻之行,闾阎敦简朴之风,而人生其间,往往多寿”;提到高邮交通的发达:“夫邮四通九达之逵也,凡吴楚闽越转输筐篚之贾,朝觐聘问之使,南北交驰无虚晷”,这些文章现在读起来也很有趣味。
三是关心民事,“间或婆娑里社从三老问年穰匮”。尽管曾经贵为首辅,但归乡后李春芳很快融入民间,除了
李春芳的后代繁衍成兴化望族,其孙李思诚官任礼部尚书,四世孙李滢尤邃于经学,五世孙李清担任刑科给事中,李清子李楠曾为孔尚任《桃花扇》作序,“子孙曾玄五世,男女数十百人,官至尚书、卿寺以及知府、知县者十数人,而布衣、诸生以诗文名于世者数人”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议。
史籍记载
《明史》
李春芳,字子实,扬州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除修撰。简入西苑撰青词,大被帝眷,与侍读严讷超擢翰林学士。寻迁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俱兼学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进左侍郎,转吏部,代讷为礼部尚书。时宗室蕃衍,岁禄苦不继。春芳考故事,为书上之。诸吉凶大礼及岁时给赐,皆严为之制。帝嘉之,赐名《宗籓条例》。寻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学士,与讷并参机务。世宗眷侍直诸臣厚,凡迁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学士至柄政,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
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洁过之。时徐阶为首辅,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阶,阶亦雅重之。隆庆元年春,有诏修翔凤楼,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兴土木,可乎?」事遂止。
齐康之劾徐阶也,语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阶为首辅,益务以安静,称帝意。时同列者陈以勤、张居正。以勤端谨,而居正恃才凌物,视春芳蔑如也。始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赵贞吉入代以勤,刚而负气。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即帝前决之。会贞吉为拱逐,拱益张,修阶故怨。春芳尝从容为阶解,拱益不悦。时春芳已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度拱辈终不容己,两疏请归养,不允。南京给事中王祯希拱意,疏诋之,春芳求去益力。赐敕乘传,遣官护行,有司给夫廪如故事。阅一岁,拱复为居正所挤,几不免。而春芳归,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乡里艳之。父母殁数年乃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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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五年(),25岁的李春芳饶有兴趣的在南京参加了一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大辩论。一方是以欧阳德为代表的“致良知”(阳明学说)派,另一方是以湛若水为代表的“随处体认天理”派。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一位叫做王艮的泰州人独辟蹊径,巧妙地提出“随处体论天理致良知”的新论点,作《天理良知说》,平息和统一了双方,打出了泰州学派的旗帜。原本师从湛若水、信奉“六字真诀”的李春芳异常兴奋,专门到徐氏东园拜谒王艮、亲聆教诲。又以所学新论去说服欧阳德,使欧阳德不得不对这小小后生刮目相看。
李春芳是嘉靖十年()的举人。中举后勤学不倦,先后拜欧阳德、湛若水等天下大儒为师,又“请益”于王艮,受学于丁养晦。在兴化留下了东城外土神祠的“李文定读书处”和缸顾乡武陵溪的读书台。
亦为生计“数向舟淮口”(李春芳《贻安堂集》)。坐馆淮安,“射阳吴子”吴承恩有幸拜识了这位别号“华阳洞天主人”的李春芳,其后共同合作写出一部惊天动地的《西游记》。李春芳的《贻安堂记》、《明隽》等著入了明史艺事志。
嘉靖廿十六(),李春芳厚积薄发、一举夺魁,以鼎甲第一成丁未科状元。经6次升迁,于嘉靖四十四年()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拜相。到隆庆二年(),58岁的李春芳继徐阶升任首辅,“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明史》列传第81)。由状元而宰相,于是,一块“状元宰相”的匾额便高悬于刚落成的兴化四牌楼上。
深受各派儒家思想浸润的李春芳终于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立《宗藩条例》,规范宗室礼仪岁禄;主科举、荐人才;崇俭素、停建翔凤楼;罢太仓金,缓解国内矛盾;册封外藩、允许蒙古俺答部“款塞求封”,加强民族团结,使边都数十年无战事。同时严以律己,“廉洁过之(《明史》列传第81)。他不动声色的将国家大事处理得妥妥帖帖,《明史》评价他“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以安静称帝意”。
与李春芳同为阁相的是雄鸷果敢的张居正和目空天下的高拱,他们虎视眈眈地瞄准着李春芳的首座。一次闲谈中,李春芳慨叹徐阶:“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张居正阴冷地答“如此,庶保令名。”李春芳惊出一身冷汗,想当年严嵩诛杀夏言、徐阶斗倒严嵩、高拱弹劾徐阶,身为首辅者无一有善终。于是去意坚定,连上七道致仕章,终获批准。“春芳归,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乡里艳之”(《明史》列传第81)。又受王襞之托,为作《崇儒寺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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