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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金融时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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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研究院、金融时报社

联合评出

年国际金融

十大新闻

前言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破题之道

——年全球经济金融回顾与展望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同步宽松,政府债务水平再创新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再起,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全球失业率高企,消费拉动引擎受损,经济复苏的动力何在?疫情造成全方位冲击,全球经济从正增长轨道转向深度衰退。年,全球实际GDP将萎缩4.4%。各国失业率高企,超过95%的国家人均收入倒退,低收入群体受到严重冲击,约有1亿人口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全球减贫进程20年来首次出现倒退。居民信心受损、消费能力减弱,经济复苏之路充满坎坷。

第二,全球引发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大跌之后快速反转,股市创新高的基本面何在?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加速收缩,各类资产遭到全面抛售,价格下跌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历史罕见。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尼等十余国股市触发熔断或停牌交易。年中,金融市场逐步走出流动性危机。随后上演的是,美国股票市场在经济深度衰退背景下屡创新高,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之势愈演愈烈。

第三,全球开启非常规货币政策,央行创新工具突破传统职能边界,“标本兼治”的良方何在?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推出利率调控、前瞻性指引、流动性支持新机制等一系列货币宽松工具。美联储等中央银行超越“最后贷款人”职能范围,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深度扩表入市。各国货币政策在非常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是偏重短期效果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阶段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埋下诸多隐患。

全球经济何时真正复苏及复苏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各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与此同时,困扰全球经济增长的难题亟待破解。各国需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防范中产阶层空心化、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提升居民收入,重启消费引擎。发达经济体金融业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防范金融资产泡沫。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应重新审视职能边界,不仅要短期救市,还应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长期性问题。

展望年,大变局下的全球经济将步入复苏的关键时期。中国和东盟将率先复苏、保持较高增速,区域经贸合作提速,全球经济和贸易重心将向亚太转移。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调控政策、全球治理方面有待深化合作;在探寻新动能、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实现互利共赢。

第一,绿色复苏,可持续发展构筑全球经济强劲动能。新冠疫情促使全球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迈出决定性步伐,改善环境治理,提升能源效率,促进“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不断提高人类福祉。年,美国或将重返《巴黎协定》;欧盟将投入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行动。未来10年,全球绿色发展的投融资需求达数十万亿美元,规模大、期限长、效益高,将为全球经济低碳转型创造活力。

第二,开放共赢,多边协调机制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短板,也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和行动,摒弃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构建开放型国际秩序,积极投身多边合作,展现责任与担当。15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向全世界发出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最强音。世界各国应以多边协调机制为基础,实现全球化与自由化回归,催生新的全球治理格局。

第三,科技引领,数字化重塑未来版图。疫情催生“非接触经济”新业态,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转型。远程办公、智慧生活、数字协作,引发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浪潮风起云涌,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新型产业政策和数字化发展战略,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推进5G与万物智联的数字全联结体系建设,助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快进键”,主动拥抱新技术、新要素,积极塑造新业态、新动能。逆风而起、砥砺前行的数字力量将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破题之道,也是中长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十四五”规划将奠定未来五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基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经济有望实现5%的平均增速,人均GDP在年前后超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可持续、包容性、有韧性的新发展模式不仅彰显中国智慧,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治理改革提供借鉴。

回溯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断遭受灾难和挑战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重塑信心与辉煌的历史。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携手前行,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为建设繁荣、稳定的美好世界贡献力量。

01

疫情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救助政策力度史无前例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从2月12日到3月23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MSCI全球股市指数从点的高点大幅下挫至点,跌幅超30%。为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国家迅速出台大规模救助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空前扩张,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创历史峰值。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年全球金融市场大起大落。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MSCI全球股市指数出现断崖式下滑,美国三大股指下跌速度仅次于大萧条时期。为抵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各国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发达经济体直接财政刺激占GDP比重接近10%,主要国家央行直接降息到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全球市场流动性极度宽松,带来金融市场大幅反弹,MSCI全球股市指数又从低点快速回升至点以上的历史高点,多种资产波动性达到甚至超过年以来的高点。

未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将不断显现。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救市行动,短时间内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股指反弹并非源于企业盈利和消费者信心的修复,而更多受巨额流动性和风险偏好变化的驱动。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初期困扰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将逐渐演变为偿付能力问题和债务风险。年上半年,企业破产率将上升,公司债券特别是“垃圾债券”违约率也将上升,或导致债券市场风险不断积聚。新兴经济体财政空间接近到顶,且高度依赖美元借债,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凸显。过度充裕的流动性极大地降低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敏感阈值,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在疫情后大幅上升至80%,超过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关联水平,全球金融市场共振风险上升。中长期来看,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已长期处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泡沫、高波动性的脆弱发展模式之中。为化解疫情冲击而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活动使当前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经济痼疾进一步恶化。

央行角色转变成为全球市场最大的变局。新冠疫情暴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零乃至负利率水平,通过资产购买等手段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多国央行直接入市购买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商业票据等风险资产,从“最后的贷款人”成为“市场最后的坐庄者”。财政与货币政策深度捆绑,财政过度扩张配合无上限量化宽松(QE),政府债务迈向货币化路径。

展望年,全球经济金融波动仍会继续,疫情冲击全球金融市场运行逻辑,也给市场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02

美联储公布新通胀目标制

货币政策新框架面临诸多挑战

年8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堪萨斯城联储主办的素有“全球央行政策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长期通胀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进行更新,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此前,美联储相关政策表述是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当前全球经济所处的宏观环境与美联储年启用2%的通胀目标时已截然不同,一个典型案例是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也无法引起物价水平的显著上升。不仅如此,持续的低通胀引发潜在通缩风险还在逐渐加大。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可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和当下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不过,此次货币政策新框架能否实现美联储设定的预期效果,仍是一个问号,而且还可能带来副作用。

第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幅度不大,短期作用不明显。相较原有框架,此次调整既没有引入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没有直接触及利率调整,而是力求通过引导通胀预期超过2%来间接实现政策目标。金融市场对此次框架调整反应较为平淡也就不足为怪了。自上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开启以来,通胀在大部分时间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通胀超调的预期和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

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更强,操作不当或削弱美联储信誉。美联储在本次声明中虽然明确地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概念,但并未披露该目标制的具体计算公式等更多相关细节。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主观地选取特定时期进行估计,“技术性”地调整出符合美联储期望的平均通胀水平,而原本明确的泰勒规则被可主观调整的新规则所替代。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美联储政策的不可预见性,降低了新框架下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联储的信誉。

第三,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损害,货币政策效用渐弱。新冠疫情发生后,为了向市场释放充裕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标的进一步扩大至企业债、商业票据等,其行为已超越了“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为了保证财政救助所需资金,美联储一方面大规模进行国债购买;另一方面通过维持低利率降低债务成本。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便与财政政策深度捆绑,从而使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一定削弱,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下降。美联储货币政策能否推动美国经济内生增长性恢复,这是在评估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作用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03

全球债务再创新高

超宽松政策连锁效应凸显

为应对新冠疫情,全球主要国家开启史无前例的宽松浪潮。全球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截至年三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增加15万亿美元,年三季度创下超过万亿美元的新纪录。IIF预计,到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万亿美元,金融部门以外的债务将达到万亿美元。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年春季后,全球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超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突破了其“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在本轮疫情的经济救助中,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普遍采取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措施,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全面扩张。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严重打击,导致全球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局,人们对“第二波疫情”的担忧日益强烈。未来一段时期,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仍将是扩张性的。

从长期来看,超宽松政策将会带来连锁反应,增加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一是政府债务持续膨胀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高位,政府未来偿债负担加重。高负债将导致利息支出/GDP比重上升,使得政府未来偿债能力下降,应对经济再次衰退的政策空间收窄,妨碍后续运用积极的财政措施。各国都面临压低利率甚至引入负利率的巨大压力。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通胀走势成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在当前疫情肆虐和经济低迷时期,过度宽松的政策不会马上引发通货膨胀,但会引发社会对超宽松政策常态化的担忧,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层次的冲击。一旦通胀水平持续抬升,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在提高通胀容忍度后仍会陷入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难题。利率一旦上升,将触发系统性债务危机,财政状况不可避免将急剧恶化,经济滞胀风险则可能进一步上升。三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资产泡沫风险可能性加大。全球宽松货币、财政政策虽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实体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各国实体经济仍在低迷中。在实体经济复苏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货币宽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消费投资,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金融市场寻求短期收益。这是造成此次疫情后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反弹的一个因素。金融市场出现了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长期性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四是过度宽松政策可能加大道德风险。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过度使用宽松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在微观上可能增加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容易造成社会对宽松政策的长期性依赖,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总体上看,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货币宽松程度急剧提高,在短期内虽然起到了缓冲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的作用,但从长期看,过度宽松的政策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影响后期的经济发展。

04

疫情催化数字金融加速发展

科技重塑金融生态版图

疫情之下,传统产业受到负面冲击,而在线办公、网上购物、线上教育和医疗等“非接触式服务”崛起,增强了经济韧性,也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例如,年4月16日,数字人民币率先在苏州相城区落地应用,随后在深圳、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内进行了封闭测试。未来,数字人民币还将在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六地试点。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非接触经济”的价值,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型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商业银行强化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渠道服务,拓宽线上业务范围,简化线上新发放贷款、续贷和展期流程,放宽线上支付转账限额。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科技平台和大数据风控模型向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中国率先落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数字金融加速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带来了客户服务方式和业务处理的敏捷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将重塑金融生态版图,对银行业提出新挑战、新要求。第一,科技改变用户金融消费习惯,传统银行服务方式面临转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用户消费、支付和理财的习惯,银行客户到店率下降,手机银行成为银行接触用户的主要门户。用户金融需求也趋向个性化、场景化和综合化,银行线下服务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有待转型。

第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优势突出,低成本、大规模地触达用户,倒逼银行数字化转型。大型科技平台获客的长尾效应突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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