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传染效应的经济学研究
通过“金融传染”的定义可知，金融风险传染包括经济基本面相互关联产生的风险相依和投资者行为产生的净传染。Masson将由贸易联系和金融联系等基本面关联性导致的风险传染称为“风险相互依存”；而由投资者行为改变引起的风险传染成为“净传染”。
对于前者，通过实际相互关联引起的风险传染，称之为溢出效应；对于后者，金融风险传染脱离于实际联系，信息的快速传播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相互模仿，使得金融风险被迅速传播和放大，将此类风险传染称为净传染效应。
一、实质关联与风险溢出效应
早期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早期关于金融风险传染形式的研究认为，基于贸易关联的传染是金融风险传染最主要的形式。Eichengreen等研究了货币危机的国际传染，发现相似的经济环境下两个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发生风险传染的可能性更大。
Glick和Rose在对亚洲5国货币市场的传染的研究中发现，传染最初的主要通道是国家间较强的贸易联系。Aizenmann认为，发展中国家与欧元区国家有较高的贸易联系，则其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更大。
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基于金融渠道的风险传染越来越重要。秦朵基于韩国金融危机的传导，通过ECM（误差修正模型）得出通过金融渠道的溢出效应要比贸易渠道的溢出效应显著，其中国际金融市场是危机传染的主要渠道。
运用GARCH模型，Forbes和Rigobon检验了一九八七年美国股市崩盘、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和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期主要国家股票市场的传染性，认为危机期间各国股票市场高度相关是由于相互依存导致的；Bohl和Serwa分析了亚洲、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和美国等国发生危机时欧洲各国股票市场的反应，同样得出股票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由于相互依存导致的，而非净传染。
Dungey和Martin运用SAR和GARCH模型发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和净传染效应，其中溢出效应对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要大于传染效应。Qiming采用动态条件相关(DCC)模型考察了中国、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的共同变动，发现中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政策改革对中国、香港和美国股市的相关性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Starnini等建立了一个易受感染-感染-恢复的流行病传播动态模型，研究经济衰退如何通过内部传染机制在相关国家之间传播，发现贸易和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各国受冲击的脆弱性，并且传染的强度受国家规模的影响。
二、投资者行为与风险净传染效应
随着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