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学家智库获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曹凤歧去世。
曹凤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出生，年进入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其代表著作有《货币金融学》、《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货币金融管理学》、《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
《说曹操曹老师就到》一文主体是根据在年5月24日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周年的“杰出校友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
「说曹操曹老师就到」
我们常讲：“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话从何而来呢？当年，汉献帝在李催与郭汜火拼时曾一度脱离险境，然而李郭二人合兵后继续追拿汉献帝，有人献计推荐曹操，说他平剿青州黄巾军有功、可以救驾，然而信使未出时联军已杀到，眼看走投无路之际夏侯敦奉曹操之命率军“保驾”成功，后将李郭联军击溃，故有“说曹操，曹操到”之说。
一战成名的曹操，不仅是位玩“三国杀”的高手，还是一位富于开创性的诗人，在其知名作品《龟虽寿》中有一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这句话，不仅让一位同姓后人——曹凤岐感同身受，还继承了他“说曹操，曹操到”的风格，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曹老师作为经济改革先锋，和老一辈经济学者并肩携手，为经济振兴唤来一阵“及时雨”。
曹凤岐老师一直把《龟虽寿》字画挂在自家厅堂中央，以此来激励和鞭策自己。但与曹操不同，他不仅淡泊名利，而且身担道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与曹操有不同的人生哲学，他是一代枭雄，野心勃勃；而我是布衣常人，一介书生。在我60岁生日之时，写了一首诗《七律·花甲有感》，其中有两句话“荣辱盛衰淡如水，洒向人间一片情”，这也许是我人生的感悟和注解。”
寒家多病成金凤
陋室书生有真情
“60多年来我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我经历过贫寒和苦难，小时多病，几乎没有人相信我能活到成年。上大学刚刚一年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年大学毕业3个月就遭受了丧父之痛，于是我担负起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用我46元的工资去供养母亲和4个没有成年的妹妹和弟弟。”
生活的苦难并没有打磨掉曹老师对人生的希望，经过他的艰苦努力，教学和科研逐渐走向辉煌，一步步成长为知名学者，北大教授。但命运多舛的他，事业也曾遭受挫折。“年我申请破格晋升教授职称，在院、校两级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因为我提出要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被认为是鼓吹在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私有化”，甚至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最终还是被取消了教授资格。我从80年代中期就开设的“股份制研究专题”课也曾被迫停掉。但实际我把这些看得很淡，这些经历使我更加成熟，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有一个信念，人活着总要为社会做些事情。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只要努力了，认真去做了，就会觉得踏实、充实和自信。我做事的动力可以归结一个“情”字，追梦求真皆为情。一个“情”字真是了得，有着广博浩渺的涵义。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爱国情……“情”字本身包含了真情、感情、激情、热情……情爱不分，“情”字当头就会有爱心。有一首歌唱道：“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明天”。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会不遗余力地献出我的情，献出我的爱，有多少热发多少光。”
曹老师五十五岁时写过一首七律《五十五岁情怀》，开头两句便是“从小寒家多病体，长大陋室一书生”，这种自嘲自谦的态度，只源自曹老师淡泊的心境。
成长·见证·回馈
“年，我从东北一个小县城考到北大经济系，迄今为止在北大学习和工作已经47年了，是北大经济系把我从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孩子培养成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知名教授，我对北大，对经济系有着深厚的感恩之情，是经济系的老师们、大师们对我的教导，是他们深邃思想的熏陶，使我懂得了经济学的宗旨是经世济民，为我后来积极投入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坚实基础。”曹老师发自肺腑的话，包含着他对成长的回忆，对学校发展的见证，对北大老一辈教师的感恩。
“我亲身见证了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刚入学的时候，经济系只有2个专业，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一个是世界经济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每年招生60人左右，世界经济专业是隔年招生，每年只招20人。到了年，增加了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年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开始招生，这为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年，建立了经济学院，我清楚地记得经济学院是年的5月25日成立的。经济学院下设三个系，即经济学系、国际经济学系和经济管理系。年底，经济管理系从经济学院里分出来成立了工商管理学院，年9月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应当说光华管理学院的产生也是经济学科、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学院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成长于北大，工作在北大的曹凤岐，一直用自己的辛勤回馈着学院，回馈于社会。曹凤岐本着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初衷，不断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探索和追求。是最早提出在中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学者之一。此外，他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提出了“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原则。为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做出突出贡献。
命运百转千回，荣誉实至名归，曹老师年获“中华十大经济英才特别奖”，年被北大聘为“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他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付出与成就，得到国家的肯定。
身承教诲心系恩师
曹老师人生最重要的时期都是在北大度过的。对于老一辈北大教授，他永怀一颗感恩之心。
“首先我受到北大厚重文化的熏陶，得到大师们的教诲。我从大师们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进一步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要先做人，再做事。这些大师们低调做人，扎实做事，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优秀品质，甘于清贫、勤奋钻研、勇于探索，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激励我认真教书、努力科研。在这物欲横流，诱惑多端的年代，有些人对科研已经失去兴趣，有些人变得很浮躁，功利色彩非常严重。这多年来我能够扎扎实实努力科研，与从这些大师们身上吸收营养分不开的。”
“我非常感谢前辈先生给我的教育和指导，比如厉以宁先生，我的很多经济改革思想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改革思想。我记得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我开始研究股份制问题。经过两三年的研究我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一期上，这篇文章是在厉老师指导下写成的，并由他推荐到《北大学报》上予以发表。这篇文章阐述了股份制的性质，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以及中国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开放股票市场等问题。这是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该文章影响深远。
七五期间，在厉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年4月出版了项目的成果之一《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关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超前性，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厉老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对我们的研究作了充分肯定。
我和厉老师有着特殊的关系和感情。首先他是我的老师，我的一些知识和学术思想是从他那里得来的。第二，厉老师也是我的同事，我们在经济系、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共同教学和科研，我们曾联合指导过多名硕士、博士后，共同主持重大科研项目。第三，厉老师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助手。年成立经济管理系时，他是系主任，选择我作副主任，作他的助手。后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创设了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他任院长，我出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教之有道
“不算本科生，我带过的硕士、MBA、博士、博士后有多人；在光华，这个数字大概除了厉老师就是我最多了。”在谈起自己的学生时，曹凤岐脸上洋溢着桃李满天下的自豪。而谈起光华的教育，曹凤岐的眼光也放在了更高、更深的教育理念上，并总结出三大原则。
第一，宽口径、厚基础、大目标。本科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学生们来到光华后并不马上分专业，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对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营销学并不熟悉。如果直接进入太专业化的领域对于他们的发展并不有利。通过两年的基础学习后，从大三开始再选择专业，然后提供专业化的训练，应该是最有好处的。这就是所谓“宽口径、厚基础”。现在，许多院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过于具体了，这反而可能会给学生误导。不能把本科的目标定义成培养高级管理人才，这不是本科的任务。有战略眼光，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这样就是合格的本科学生了。本科教育的目标要更“大”一些，太高端、太专业的人才培养在本科阶段很难实现，以此为目的的教学也会影响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
第二，重德育，塑品格。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理想，有抱负，或者说，我们遵循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的底线，先学做人，后学本领。过去讲“德、智、体”，德是放在第一位的。而现在，社会和家长开始偏离这种传统，过早地就告诉孩子们如何赚钱，如何出人头地，并因此造成了许多的问题。光华管理学院非常注重本科生的品格教育，比如为每个学生设立学术导师，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程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光华的学生、北大的学生需要有自己坚持的内心“底线”。有品格的人才才能真正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感恩、责任与承担。光华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时，我希望他们能记住三点。第一，要有感恩的思想。不要忘记北大，不要忘记光华，不要忘记老师，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学生的成就。第二，要有社会责任感。光华的学生是时代的骄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和培养，因此他们更加有义务用自己的知识反馈社会。第三，要敢于承担。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经济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今后肯定还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乃至挫折。光华的学生要勇于承担历史的重任，为国家的振兴做出贡献。
放情诗歌人生几何
虽然身为经济管理领域的专家，但曹凤岐从小对文学有所爱好，喜欢古文，也喜欢诗词。作为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他常有触景生情之感，喜欢用诗的形式来抒发。
“我喜欢李白的飘逸洒脱，杜甫的朴实无华；佩服苏轼豪放，岳飞的威武。尤其是苏轼的词，有些这是千古绝唱，后人很难超越。例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传世佳句。《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反映了诗人的气魄。我虽读过唐诗、宋词，但总体上还是不得要领。真正影响我写诗词的还是当代‘诗人’，首先是毛主席，年轻的时候，毛主席出版的三十几首诗词我全能背下来。直到今天，在学生毕业时我会一字不差地给他们朗诵出《沁园春·长沙》，另一位对我影响大的是厉以宁先生。厉先生是经济学家，但他又是诗人，他最大的特点是词填得好，他把人生五味全反映在诗词中，有人称他是“诗意人生”。也许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厉先生的诗词我几乎全都看过，不仅从他的诗词中学习一些真知灼见，学习做人的道理，而且我也一直在学习他填词作诗的方法与技巧。”
“我写诗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在初中的时候班上出文艺节目，就由我写诗并朗诵。高中的时候（年）我曾经写过达行的长诗《祖国之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我把诗的一部分抄录在一个笔记本上，一直保留在身边。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从漠河到曾母暗沙，从东海之滨到喜马拉亚，人民奋发图强，祖国蒸蒸日上！年春，大庆铁人王进喜来北大作报告，作完报告后下台与同学握手，我有幸与他握了手，之后我写了一首诗《紧紧握住铁人的手》，并在一次会上朗诵，受到好评。其中写道：紧紧握住铁人的手，激动得泪水往下流。铁人的手，粗大的手；铁人的手，有力的手。铁人一握拳，大地出石油。铁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作品，虽然不免有些稚嫩和可笑，但却包含着一种对时代的记载和自己成长的印迹。我写诗的功底虽然不深，有的诗也显笨拙，但诗中确实寄托了我的情思和希望，反映了我对生活的向往、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曹凤岐认为：“虽然路途艰辛与曲折，但是我自己努力了，我付出了，我感到欣慰。对我走过的路，我无怨无悔，多年来我确实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努力践行着，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努力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事。”
曹凤岐言出必行，年4月24日，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设立。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是经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批准设立的一个专项基金，主要由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曹凤岐教授和弟子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捐助而设立，首批已募集资金多万元，其宗旨是加强金融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鼓励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对于中国当下的金融行业，人近暮年的曹凤岐，再一次有如当年曹操救汉献帝一样，说到就到，为金融教育事业保驾护航。
曹操诗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曹凤岐修身处世也恰如其诗——“坦荡人生无悔路，热血丹心写春秋”。■
《曹凤歧：我的坦荡无悔人生路》一文是曹凤歧老师在“看懂经济读书会”上的读书会的实录。来源：看懂经济（KANDONGJIGNJI）
「曹凤歧我的坦荡无悔人生路」
我与金融
我是北大六五级学生，毕业的时候被幸运的留在学校了，当时只留了五个毕业生。我当时又管办公室、管文体，没有说让我上课。后来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先当辅导员，后来当班主任，除了学习以外，带他们上山下乡，搞很多事，还得给他们上课，当时上《政治经济学》。
当了快十年班主任后，我面临一个选择，今后是搞教学，还是搞行政。后来我找了陈岱孙（北大的老系主任），我说陈老，我要搞教学，他说好，建议你搞金融，我说我没学过。他说：“不要紧，谁都没学过，北大经济系15年没开金融课了，没人搞金融，金融你来搞，从头开始。”
所以，金融一点都不会，陈岱孙给我写了个条子，说你去上人民大学进修一下，听黄达的课，人大有一个财政金融系，这是中国金融学的基地，他给我写了个条子，条子写：“黄老，让曹凤岐到你那去，跟研究生。”
黄达拿到条子，“什么黄老（当时他不老，现在老了，他是年的，年还不老），管我叫黄老？好，那就听吧”。我跟着他们研究生听了两年课，所有金融课我都听了。
我有时候跟人大的朋友说，我是你们半个学生，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或者没拿到学位的学生，因为我是旁听，没考试，人家是考试进来的，我是陈岱孙介绍我去旁听的。但无论如何，金融这一块北大也没人，听人大的课学习，那时候人大很多的东西是前苏联的理论，包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货币性流通和信用，我觉得挺好。
陈岱孙是中国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78年恢复活动。陈岱孙说：“我带你参加金融学会会议，中央领导接见，那个会很重要。”就这样，我进入了中国金融学会，怎么进呢？是这么进来的。
当时，通用的课叫财政与信贷，或者财政与信用。我说这不行，财政是财政，银行是银行，货币是货币，信用是信用。我说我自己开一个课，当时叫货币银行学，我就自己开了。
年，我写出来了一本教材，这本教材影响很大，有很多人说看了我这本教材成长起来的，那时候金融教材很少，这是在全国第一个叫《货币金融学》的书，过去都是《货币银行学》。我说应该有资本市场了，应该有长期金融市场了。当时的提法叫一切信用归银行，我说这个提法已经过时了。后来统编教材是黄达的《金融学》，我的书比那个还早，这本书影响非常大，全国都用我这个教材。很多人怎么认识我呢，就是通过这本书。我前两年到广州开会，有人拿了一本书，说曹老师给我签字，我一看《货币金融学》，那本书年之后就不印了，后来我的学生们在我的基础上又出了新的版本，不断更新。
接着这个我开始研究金融，我觉得金融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我们的理论很贫乏，我们的实践更加落后，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金融，开始是研究银行、研究货币、后来研究资本市场。最早我的研究跟股份制联系在一起的，这里面又提到股份制的研究，股份制研究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与现代企业制度
大家知道厉以宁，外称叫做“厉股份”，实际上他应该是中国股份制的鼻祖，年在一个劳动工作会议上，他最早提出来中国应该搞股份制。
年，我们俩在烟台参加一个中央银行研讨会，当时中国要建立中央银行，我和厉以宁在一个宿舍——烟台的芝罘宾馆。
有一天早晨，我们俩在宿舍，厉以宁老师就说曹凤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用股份制的办法进行集资行不行？我当场就说完全可以，因为我本来就是搞融资的，我说股份融资可以，股份融资融的是自有资本，债务融资融的是债务资本，还要还的，股份制可以不还，还可以用，我说在西方是股票。他说你就赶快研究这个问题，我是从那天开始研究股份制。
那时候，正好有股份制的企业都搞起来了，万科、天桥，一直到80年代中期小飞乐，这一块都出来了。所以，应该说在中国，我比较早提出来要发展资本市场，在80年代中期，我就明确提出来要发展资本市场，也有文章发表。还是要感谢厉以宁老师给我的启发，我就说资本市场是股份制的延续，是股份制的高级阶段。
年4月，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是我主编的，实际上带领一批年轻人写的这个书，书的相当部分都是我写的，最后是我统的稿，这本书解答了什么是股份制，中国为什么搞股份制。我第一个提出来，股份制的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国没有的，我是第一次在书里提出建立一个现代公司制度，实际就是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里面谈到了股票市场，谈到了如何监管。这本书厉以宁是顾问，厉以宁很支持，也写了序。但是，这本书出来，生不逢时。年以后，思想有点回潮，股份制是自由化，这本书很快被打成大毒草。那时我正好申请破格提升教授，北大经济学院的学术委员会通过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通过了，最后还是被拿掉了。
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教授职称也给我了，书又重印、加印，成了抢手货，很多人都买不到，出版社说再加印点，我说别印了，我再写一个，我又写了修订版，年1月出来了，又印了一万多册。
很多人是拿我这两本书，作为股份制试点的理论和实践，整个股份制发展推开了，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套都出来了。不管我受到什么委屈，我觉得我坚持是对的，而且股份制企业现在是遍地，我有一首诗《芝罘回眸》回顾了我参与股份制改革的历史，其中有两句“而今星火燃遍地，回眸当初自为荣”，自己感到光荣就行了。
我与资本市场
股份制咱们先谈到这儿，因为后来大家已经知道了，现在所有公司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谈到上市公司，这又涉及到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实际上在开始搞股份制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当时就开始有股票的私下转让，最早是深宝安、深万科，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转让。上海飞乐、沈阳金杯，他们急需提出来能不能有二级转让市场，没有二级市场，发了股票就是债券，当时写着按照储蓄存款利息，另外三年还本付息，我说那不是股票，因为它没有转让，所以转让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年9月份开始试点转让，当时我们都在上海调研，他们说必须有二级市场，所以就开始搞二级市场，上海他们搞的不错，最早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静安信托部开始转让债券和股票，还编制了静安指数。
这件事情到了年又出问题了，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最高级的市场，你们去看，资本主义最投机的市场就是资本市场，所以又有点销声匿迹，不让公开搞。结果后来，中央说这个市场得开，中央最后决定开的，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给中央提建议，必须开这个市场。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开起来，当时全国公开发行股票13支，上海老八股，深圳老五股，我们就搞起来了。
在国外的学者，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年在一个轮船（“巴山轮”会议）上开的一个会，说中国要开股票市场，说中国要搞证券市场得二十年以后，他们给我们定的5年可能够条件，还引经据典，说在落后地区银行的作用比证券市场大的多，我们国内也有学者，不同意开这个市场。但中国年就开设了资本市场。
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很多非法交易，还有深圳事件，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来，市场要关掉，不能开这个市场。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提出来，包括厉以宁老师当时在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当副主任，跟万里都提了，说这个市场不能关，我们搞法治，我们起草法律，所以万里说好，这个法由专家起草，所以厉以宁是组长，厉以宁当时找了高程德教授，还有就是我，我们把这班子撑起来了，起草《证券法》。
资本市场是有争论，资本市场争论一开始就有，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讲股票可以试，试不好可以关，实际上是没想关，在这个时候大家先不争论了，先搞起来了，搞起来出点事，一个起草法，另一个实际争论并没有停止，我在书上大概谈了两次大的争论：
第一次年在上海有一个争论，说外国学者托宾，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讲，你中国不能搞证券市场，在会上争论的很激烈。我当时提出来，开了就不能关，我们是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这句话后来中央也在用，是我最早提出来的。中国的事情是这样的，中国确实存在问题，打篮球的时候我们连边界都没划，裁判规则也没有，裁判也下场，球员也下场，是乱，我们就划场地，制订规则不就行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比赛了，比赛已经开始了，比赛没开始可以不开，这是我当时提的论点。我说只能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什么意思？都发展了，你就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我们再发展，你把它关死了，也不用规范了，关掉了还规范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才引起后面起草《证券法》、《投资基金法》，都是因为这件事才开始做的。
第二次大争论，有人说市场是赌场，还有说赌场都不如，赌场是不可以看牌的，又有一场争论。实际上，我是不同意赌场论的，因为赌场论对市场伤害太大了，赌场也有不规范的地方，发牌的那些人老赢，现在你到香港看，他有自己的那些东西，但是他表面上是非常规矩的，他是靠运气，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不仅仅是运气，要根据宏观历史分析，这是股票和赌场的区别，我们是不规范，但是不是赌场，这个是我非常明确的观点。
到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但是一到股市低迷的时候看，这个市场必须怎么样，现在还有这个观点，但是我一直不是这个观点。到去年大家又没信心，我在学习班上说，你们要有信心，要加强制度建设。
后来我又参与了起草《证券法》、《投资基金法》，参与建立光华管理学院，这都是我后来做的事情，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把这些事写出来，主要谈我的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我要对后来人有所交代，他们不了解改革的历史。我们把这个书免费送给学生，让他们看看光华的历史，给大家重点讲的是中国怎么过来的，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还谈到人生的感悟，给大家一些启发、启示。
来源：Economics一克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