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丁昶著《文明、资本与投资》，中信出版集团年8月出版。
索罗斯其人可谓毁誉参半。有些人对他顶礼膜拜，有些人则恨得咬牙切齿。其实这些观点都已超出了他区区一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打个比方来说，一条极其清澈的小溪，我们往往看不出它的流速有多快。如果这时候有一片树叶落上水面，我们便立即可以从它漂流的状态感知到溪流的速度了。时代发展的洪流滚滚向前，而索罗斯不过是其上一片特别的漂叶而已。
当然，这种“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并不否认索罗斯“金融炼金术”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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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与巴菲特
巴菲特的财富都集中在上市公司“伯克希尔”，所以他的身家很容易计算。相比之下，乔治·索罗斯就神秘得多。他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一个叫作量子基金的对冲基金中，基金净值信息不对外披露。
华尔街一般认为，索罗斯的身家超过亿美元。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巴菲特，但是仍然远多于其他任何金融投资人，索罗斯稳坐第二把交椅没有问题。
因为索罗斯曾经多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在中文媒体上，他常被称为“大鳄”。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鳄鱼的捕食方法就是平时趴在水里，一动不动，隐藏自己的同时，露出两个眼睛在水面上，密切观察着猎物的动态，等到最适合出击的一刹那，鳄鱼才张开血盆大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猎物拖入水中。
(图片来源于网络)
索罗斯与巴菲特同岁，都出生于年。区别是巴菲特出身于美国富贵之家，而索罗斯则是从纳粹统治下逃脱的匈牙利难民。
巴菲特30岁时，已经坐拥千万美元身家。而索罗斯30岁时刚刚在华尔街安身。他当时对金融还没有什么兴趣，梦想着赚到衣食无忧的本金（据说是50万美元）之后，就改行去当哲学家。
索罗斯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他39岁才开始管理一只小基金，规模只有万美元。43岁时，索罗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48岁时，他把自己的基金正式更名为量子基金，取量子力学中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的寓意。如果说巴菲特是打着“美国必胜”的思想钢印来做投资的，那么索罗斯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一切都随时可能起变化。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30岁前的经历肯定会影响人的一生。索罗斯与巴菲特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性情品格也反差巨大。
索罗斯非常懂得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的策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做多或者做空什么资产。在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他一边在金融市场上积极建仓，做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一边公开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强烈批评那些被做空的国家，恨不得直接劝对方放弃抵抗，直接投降认输算了。最近一个例子是年，索罗斯尝试做空人民币。他从达沃斯年会开始，前前后后在媒体上造势唱衰中国长达半年，最后发现中国央行的腰杆比自己想象的要硬得多，这才悻悻而去。
巴菲特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对自己的头寸口风极严。7年，他在高位减持中石油。按照香港交易所规则，作为持仓5%以上的股东，他有义务披露自己的交易。但是他采用了规则所允许的最慢的披露形式——普通平邮。邮件从美国海运到香港花了11天，导致港交所第12天才向公众披露巴菲特的交易。在随后的8年大熊市中，股神的这一操作颇受人诟病。
2
英镑风云
与巴菲特专注于股票投资不同，索罗斯的投资范围很广，股票、债券、商品、外汇都有布局。不过要说他的成名之战，还得数两场惊天动地的外汇交易。
第一场交易就是年做空英镑。当时欧盟还没有成立，只是一个由12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它们在年2月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了逐步建立货币、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计划。根据联盟条约，欧共体国家应该首先致力于保持相互之间的货币汇率稳定，并行一段时间，到年再统一改用欧元。
联盟条约给出了目标，但是没有分配责任。当时市场上对英镑的需求较弱，对德国马克的需求则较强。市场的力量要求英镑贬值，马克升值。如果要维持原有汇率不变，就必须进行政策干预。
干预不外乎两个办法，要么英国加息、收紧英镑，要么德国降息、放松马克。这两个办法，执行一个就行了。可是执行哪一个呢？在欧共体的组织架构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能够最终拍板。于是两国相持不下，德国态度傲慢，英国不甘屈服，大有宁可一拍两散之势。
其实从经济学原理上讲，升值和贬值，加息还是降息，哪一个选择更有利，哪一种选择更不利，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通常认为，加息会提高资金成本，降低投资，增加失业；降息会刺激消费，推高通货膨胀。
总之，如果我们假设经济体原本处于均衡状态，那么现状就是最好的，加息、降息都是错误的。
可是，如果经济体原本就不均衡呢？
从逻辑上讲，动态不均衡是很正常的，据此对汇率进行调整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对于市场博弈的结果，政府是没有责任的，可是如果政府出手干预的话，立即就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了。
无论政府怎么主张，总有一批人要骂：主张加息，担心失业的人要骂；主张降息，担心通胀的人要骂。所以，要保证民意支持率，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不调整，让别的国家去调整。就像我们开车，有的司机就是会车不让行，一定要别人给他让路。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一幕：量子基金的老板索罗斯、基金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信孚银行的交易员罗伯特·约翰逊，三人围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密谋狙击过气了的上一代世界硬通货——英镑。最后，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说出了那句名言：Allin（全押上）。
这一幕实在太富有戏剧性了，以至几十年后人们还津津乐道。不过仔细想来还是有些蹊跷。量子基金的两大头目开会，为什么要请信孚银行的交易员参加？这就好比请券商分析师来参加公募基金的投委会。不过反过来想，假如没有外人在场，这么经典的一幕不就没法流传出来了？江湖上岂不是少了一段传奇？这大概又是索罗斯的表演天赋在起作用。
客观地说，当时整个欧美银行界都已经普遍预感英镑要出事，其中也有一些敢于建仓做空的，但是历史却把这场战役无可争议地记到了索罗斯名下，因为他的胆子、嗓门和块头都太大了。
当年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储备大约是亿英镑，约合亿美元。而索罗斯一家就做空了亿美元。因为做空需要对手，而量子基金并不是在英国注册的商业银行，所以不能直接跟英格兰银行交易。于是索罗斯满世界打电话，问哪家银行愿意买入英镑，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在此类交易中，商业银行并不想自己持有英镑，它们从索罗斯手里买下英镑后，立即转卖给英格兰银行，甚至还会卖得更多一些，给自己也做一些空头。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底牌是摊开的——它只想维持汇率，所以在广大“吃瓜群众”看来，如果索罗斯成功了，英镑将贬值；即使索罗斯失败了，英镑也不会升值。于是做空英镑便成了一桩不会失败的交易，搭一道顺风车，何乐而不为？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流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进出口贸易。它的渊源最为古老，流动也最稳定，很少发生剧烈变化。
第二类是直接投资。比如通用跟上汽合资办厂，或者中国铁建到非洲造铁路。它的金额波动大，但是因为投资周期长，方向也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三类是证券投资。比如英国人买日本债券，德国人买美国股票。这种资金流不仅金额巨大，而且方向随时变化，今天买，明天就可能卖。
20世纪90年代，国际证券投资的资金流动规模远远小于今天的水平，中央银行只要应付好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项目就可以了。所以英格兰银行虽然意识到贬值压力的存在，但那就像是游泳者感觉到潮水在慢慢上涨，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被一个突然的巨浪直接吞噬。
年9月，英格兰银行一直按照联盟条约，以既定价格与商业银行交易英镑。但是从9月14日开始，水坝似乎出现了裂缝。到9月16日，英格兰银行才如大梦初醒一般，在一日之内连续加息2次，上午加2个百分点，下午加3个百分点。可惜此时洪水已经汇聚成势，无法阻挡了。
如果是股价暴跌成灾，人们至少还可以关闭交易所，而外汇市场遍布全球，无边无际，就连英格兰银行也无法强制停止英镑交易。当天晚上，英国宣布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
假如当年英国没有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英镑应该会在年并入欧元。一个真正统一的欧元区将会比现在更强大，更有可能与美国分庭抗礼。而且如果当初把货币统一了，年以来的英国脱欧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索罗斯当年狙击英镑，事实上造成了大西洋两岸此消彼长的效果。所以一直有说法认为，英镑战役是一场由美国策划的阴谋。
在我看来，越是短期、微观的事件，其中包含的偶然性就越大；越是长期、宏观的事件，其中包含的必然性就越大。
具体到索罗斯狙击英镑这一人一事，有没有阴谋我不敢说，但是英国无法融入欧洲，这是由其长期历史趋势决定的。没有索罗斯，也会有张罗斯、李罗斯。如果说美国人在其中有什么影响，那也主要是支撑了英国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高人一等的幻觉。在英国人的历史观中，二战中德国击败了法国，然后英国和美国又击败了德国，所以英国是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三巨头”之一，比法、德总是要高出一筹的。
在年英镑贬值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把总共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花掉了亿美元。按照贬值后的价格计算，英格兰银行的账面损失大约是38亿美元。其中大约有10亿美元落入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囊中，其他大小投机者也都各有斩获。
事后来看，英格兰银行的应对方式很有问题。按照联盟条约，它可以向其他欧共体国家申请援助，或者直接请求德国降息，哪怕它早几个月就开始加息，每个月加1个百分点，事情都有可能出现转机。可是它什么都没有做，而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内加息5个百分点，除了向市场宣示“我慌了”，别无意义。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英格兰银行并不十分抗拒自己的“失败”。
脱离欧洲货币共同体，让许多英国人感到如释重负。所谓一日之内加息5个百分点，恰恰因为其不可能有效，所以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当天晚上宣布英镑贬值的同时，加息决议也同时取消了。
事实上，英国一点儿也不情愿加息。脱离了汇率的枷锁之后，英国非但不加息，反而大幅降息。从年9月的10%一直降到年3月的5.25%，简直就像是放弃控制体重目标之后的暴饮暴食。
无论如何，索罗斯赚了，英国纳税人赔了。索罗斯一跃成为风云人物。量子基金的金主之一、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詹尼·阿涅利告诉记者，当年他从量子基金中得到的盈利比从菲亚特公司的还多。
至于英国纳税人，虽然损失了金钱，但是维护了大不列颠的孤独斗士形象，他们应该高兴还是难过呢？
3
沉浮东南亚
我们在回顾年英镑狙击战的时候，需要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说起。那么在回顾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觉得至少要从年人民币汇率改革说起。但是为了叙述完整，我们还是从年“广场协议”说起吧。
年，美、日、英、法、德五国在纽约时代广场饭店签订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史称“广场协议”。虽然协议的内容是由五国共同拟定的，但是执行内容的任务主要落在德、日两国，尤其是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后3年的时间，日元从1美元兑换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日元。客观地说，这次汇率调整的方向以及幅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日元确实应该升值，升值到1美元兑换日元左右也是公允的，并不存在汇率泡沫。
这个判断涉及我们对泡沫的定义。打个比方说，有一处房子原价0万日元，第一波上涨到万日元，第二波再上涨到万日元，最后跌回万日元稳住。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可以确认，第二波涨到万是泡沫，但是第一波涨到万并不是泡沫。
请注意，上述定义的底层逻辑是：长期来看，市场终究是有效的。这也是所有价值投资者的根本信仰。
在历史案例的研究中，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相当于“降维打击”，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再回过头去分析过程，就能避免许多当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相反，假如我们把历史与现状割裂开来，仅就当时而论当时，则结果必将流于轻浮。
从年到年，日元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是1美元兑日元，与1美元兑日元相差不大。30年都没破的泡沫还是泡沫吗？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日元是错误的，至少这个指责证据不足。
日元升值没问题，升值的幅度也没问题，但是升值的速度有问题，升得太快了。
我们知道，国际产业链的分布是根据各国资源禀赋特征来确定的，取其最优。如果其中一个环节的情况变化了，整个产业链都要相应做调整。在金融市场上，日元3年升值1倍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实体产业的调整速度完全跟不上。基础建设、人员培训、技术转移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日元升值，日本的人力和资源价格都变贵了，所以日本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转移出来，而最理想的转移目标就是中国。
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在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按理想情况来说，企业可能更愿意等一等、看一看，情况稳定之后再决定是否进场。但是日元急剧升值的环境不允许企业有这样的从容。事实也确实如此。
日本待不住，中国不敢去，那么怎么办呢？去东南亚。仅从财务数据上看，投资东南亚的效果并不怎么漂亮。但是比较而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东南亚比南亚、中东、南美还是强一些的。因此，除非中国重返国际市场，否则投资东南亚就是最优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国重返国际市场的决心是很大的。从外部讲，国际政治格局沧海桑田，融入国际市场才是世界发展潮流。从内部讲，人口剧增导致就业压力巨大。原本计划经济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相当于即时战略游戏里的“抢攀科技树”。可是在几千万年轻人就业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刻不容缓。
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汇率是严重失真的。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不到1.6。后来经过几次调整，年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年1美元兑换5.2元人民币，最后在年的汇率改革中，人民币一举贬值到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然后回撤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稳住。
在学术界，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