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海泡沫的破碎在英国产生了前所未有恐慌，不过危机中也留下了新的希望：它成为国家连接与调节市场经济的核心枢组。中央银行似乎是金融史演进的产物。
但在18世纪初，欧洲大陆的政体是不可能允许金融机构的于王权之外或超过王权的。而英格兰银行的出现，完全是因为英国王室。17世纪末，英国陷人了频繁的对外战争，庞大的战争债务阻碍着国家财政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王室成员狂热的战争欲和荣誉感。
就在英国王室疯狂驾驶着权力战车横征暴敛的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正在快速崛起。对外矛盾进入僵局后，对内地位也不再稳固，他们无法像以前一样无所顾忌地提高税收，王权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动摇。
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权利法案》出台，国王的权力更加削弱。这使得王室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资本来源，支撑起他们巨大的开销。只不过这一次，王室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场交易，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
年，成立英格兰银行的想法正式形成，英国议会批准了相关法案。王室给英格兰银行颁发皇家特许状，为其公开站台。王室成员也被允许以较低的利息在英格兰银行贷款，同时授予英格兰银行与贷款额度相等的银行券发行权。于是，一个微妙的循环开始了，只要国王和他的王室成员们继续借贷，英格兰银行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银行券发行权，直到彻底掏空王室的权力荷包。
由此可知，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的定位和中央银行并没有太多关联，只不过是不同权力阵营的博弈工具，用来削弱王室在财政方面的权力。而且英格兰银行对金融行业和自身发展的规划不够长远。比如在南海公司陷入危局后，南海公司领导人曾经向英格兰银行寻求援助，英格兰银行出于私心，对于资本注入的决策反复无常，最终放任南海公司发生系统性崩溃。
英格兰银行的举动多少有些不顾大局。但是话说回来，即使为南海公司投入资本，也不过是延迟它崩溃时间而已。恐怕连英国国王也无法帮助一家什么都没有的空売公司。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是，此时的英格兰银行完全就是一家追求利益的商业银行。
究竟是什么促使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巨大转变呢？还是要从南海公司的尾声说起。在南海公司疯狂敛财的时候，英国的很多银行都有了危机感。原因之一是，它们为了业绩向客户提供了大量贷款，而这些货款无一例外地流入了资本市场，并体现在南海公司的股价上。
随着南海泡沫被戳破，这部分财富已经血本无归，可怕的灾难即将以坏账的形式传导到银行业。恰恰在这一时期、为了维持生计，人们疯狂涌向银行寻求贷款。
那些被南海公司股票绑架了的银行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于整个金融业而言，银行就是霸主，但霸主亦有霸主的挑战与危机。在丛林法则中，即使是最凶猛的野兽之王也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尤其是在它们受伤的时候。因为一旦暴露自己虚弱的面，就会遭到外部竞争者的威胁，甚至连平日里对自己俯首称臣的同族也有可能会密谋叛变。
此时的银行正如同受伤的野兽之王，如果银行收紧贷款，必然会导致公众與论发酵，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现有客户会质疑银行资产是否也受到南海泡沫事件牵连。如果类似的猜测愈演愈烈，银行必然会遭到狂的挤兑。一旦出现那种情况，银行会丧失更多的资产，对其经营情况不利，甚至落入无法挽救的地步。
在讲述英格兰银行的应对策略前，需要补充一下前文提到的一个概念：银行券。这种便捷的支付方式因为有银行信用和对等黄金价值的双重背书，得到了客户的喜爱。而在南海泡沫破裂后，各家银行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蜂拥而至的投资者要求银行把自己手中的银行券兑换成黄金。
英格兰银行延长了黄金的兑换周期，客户必须排队等待兑换。英格兰银行又在排在前面的客户中安插了自己人，这就使得有兑换黄金的真实需求的客户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得到了喘息机会的英格兰银行立即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管理团队联系有业务往来的商人和机构，要求他们联名站台，公开表示愿意支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这一措施有效地安抚了客户情绪，英格兰银行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此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流通性大幅提升，甚至有了取代传统金属货币的势头。
但在这一时期，银行券的底层逻辑限制了它的进一步普及：银行券的发行数量必须依托于足额的黄金储备，每发行一张银行券就意味着银行准备好了用来兑换的等额黄金。虽然市面上对银行券的需求量有了提升，但银行依然没有权限超发银行券。
此时，唯有绕过黄金储备与票面价值相对应的硬性要求，拿到完整的国家铸币权，英格兰银行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出现前，币权往往掌握在国王手中，不受任何商业法则的约束。虽然这一时期英国有皇家造币厂，但是其信用不甚理想。造币厂就像是国王们的“夜壶”，需要发动战争或满足私欲时将其作为融资手段：一切外部局势不受控制，国王就会翻验不认人，把这些融资损失强行算在投资者头上。
比如国王查理一世就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毫无理由地扣押了客户存放在造币厂的金银器皿，并从这些客户手上收缴了一笔“赎金”。不仅如此，国王们还非常热衷于对市场上的货币进行重铸，然后在重铸的过程中偷工减料，把克扣下的黄金放人自己的腰包。
慢慢地，普通人也开始区别对待金币，私藏足额金币，优先用那些缺斤少两的金币支付。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明显，市场金融秩序极不稳定。而这一切，都是拜英国国王们所赐。在资产阶级崛起前，国王们没有合理利用权力，导致民间对于造币厂极为不信任。
牛顿爵士曾经出任过皇家造币厂总监，试图通过研发新币种和防伪创新、打击不足值货币等方式，整顿市场上的不规范金融行为。牛顿爵士最终凭借优异的表现升至厂长。但这种程度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恶劣的金融环境，毕竟国王和利益集团才是货币造假的主要原因，造币厂厂长根本无法对抗。
可以想象，在基础金融架构如此不可靠的背景下，民营银行想要积累起信誉是不容易的事情。好在，资产阶级变革后，铸币权被分食。英格兰银行成立时，正逢国王信誉倒塌前夜，种种外部因素导致国王无法继续任性下去，而是必须遵守规则。在如约完成了国王的目标后，英格兰银行也有了一定的铸币权。在英格兰银行与国王的对抗中，银行逐渐强势。
年，英国国会通过《皮尔条例》，其他银行也有相应规模的铸币权，但在后续竞争中，英格兰银行打败了其他银行在年成为英国唯一拥有铸币权的银行，正式以英国国家中央银行的身份开始运作。
年，英格兰银行由英国政府收归国有。中央银行其实有三大核心职能。
其一，代理国库。
其二，清算中心。英格兰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原本处于平级，逐渐演变成平台与个体。其他商业银行进方票据交换和业务往来时，会以英格兰银行为枢组。商业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设业务账户，并存入一定量的储备现金，进行跨行交易时，英格兰银行可以根据交易实际情况进行划转。这样不仅统一了标准，而且大大提升了支付效率。
其三，最后贷款人。在此之前，国王已经没有了大规模融资手段。英格兰银行充当了起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此时，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国家金融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后来发生的各类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也扮演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中央银行这一机构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国家把金融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顾历史，金融灾难已经让执政者有过切肤之痛，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重蹈覆。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想做到恰到好处简直难如登天。随着金融生态和社会分工越发复杂化，金融与传统行业也合得更为紧密，难免会出现很多盲区。一方面，随着金融需求持续并喷，层出不穷的“影子银行”游离在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金融一体化也是必然结果。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弱势中央银行来说，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外部环境，甚至不得不受制于强势中央银行，决策方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国际套利组织洗劫财富。于本国而言，中央银行是稳定金融环境的超级支撑平台。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几乎是现代金融的支柱，被称为“银行中的银行”。但是在现有的中央银行范式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施政空间往往受限于其国家基本面。
结语
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寻找本国金融的突破之道。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这些国家无法从传统金融规则中找到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或是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中，现有的中央银行制度都需要做出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