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作者研究，还离不开吴承恩的忘年小友陈文烛。陈文烛的两篇序文《吴射阳先生存稿序》《花草新编序》，为吴承恩研究提供了若干重要的节点提示和丰富的生活细节。
陈文烛画像
陈文烛，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北沔阳人。生于嘉靖四年（），小吴承恩十九岁。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至南京大理寺卿。万历年间有文名，与李维桢等同为一时名流，著有以“二酉园”命名的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四卷，续集二十三卷，《四库总目》等大型书目均有收录。
陈文烛与吴承恩的交往主要是在其隆庆四年至万历二年（-）任职淮安知府和万历六年（）二次回淮任漕储参政期间。
隆庆四年吴承恩从湖北蕲州荆王府纪善任上致仕回乡，正是新出炉的乡耆名宿，与知府天然就有一种接近的氛围；再就是他老人家前几年即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元年（-）在长兴任职期间，与嘉靖文坛唐宋派领袖、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同官，归为县令，吴任县丞；又与其时守制在乡，列入后七子称文坛名流的徐中行相交甚洽，而陈文烛与归有光既是世交又是同榜，与徐中行也向有文字交往，这就又多了一层交往的纽带。
所以在淮安任职期间，陈文烛对吴承恩执礼甚恭，曾亲往吴宅拜访，又经常聚在一起谈诗论文，称“友”。[1]-
大约是在万历十八年之前的一两年，也就是吴承恩去世数年之后（吴承恩逝世于万历八年，年），当时正在筹划刻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的吴承恩表外孙丘度找到陈文烛，请他提供和吴承恩酬唱的诗文及相关资料，并约请陈文烛写序。
陈文烛以此为契机，写下了具有纪念性质的《吴射阳先生存稿序》，又捎带为吴承恩编选的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写了一篇《花草新编序》；前序随《射阳先生存稿》于万历十八年刻印成册行世；但可能《花草新编》的刻印原存计划但并没有实现，所以后篇《花草新编序》只被陈文烛收入个人文集《二酉园续集》，数百年后才被学者寻出。
《二酉园诗集》
后来在《射阳先生存稿》初版刊行大约又二十年后，丘度因为发现了更多的吴承恩诗文，所以起意重刻，于是又约请当时的文坛领袖李维桢也写了一篇《吴射阳先生集选序》，约请《射阳先生存稿》整理的参与者吴国荣写了一篇《射阳先生存稿跋》，与陈文烛的原序同列，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内孤本《射阳先生存稿》，就是这个大约在万历四十年面世的重刻本。[2]
这几篇序跋都是研究吴承恩的重要资料,它们以真实密切的交往为基础，且完成于吴承恩过世不久，因此资料性极强，对后来吴承恩研究中的若干节点有重要的提示和印证作用。
01一、明确了吴承恩别集整理者的身份，完善了对《射阳先生存稿》的认知吴承恩身后留有别集《射阳先生存稿》，这在最初的天启《淮安府志》中已有著录，如“近代文苑”：“有文集存于家，邱少司徒汇而刻之”；“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但其余则语焉不详，至于具体的吴氏作品，则是择要选刊，寥寥数首（篇）而已。
后来的康熙、乾隆《淮安府志》和同治的《山阳县志》等，均照此挪移，再无重要发明。[3]-若论变化，也只在于增加了一些再后发现的诗词歌赋，甚而至对《射阳先生存稿》的书名，都登录得不够准确，对刻印者，也就再无一处介绍，大约一众人等均未见过《射阳先生存稿》本尊。
《射阳先生存稿》
年，故宫发现了一套完整无缺的《射阳先生存稿》，其中包括了上述陈文烛的序、李维桢的序和一篇自称“通家晚生”吴国荣的跋[2]。这个发现，澄清了关于《射阳先生存稿》的若干问题，如证实完整的的书名为《射阳先生存稿》，证实《射阳先生存稿》首次刊刻于明万历十八年后又于十四年左右挖版重印。[4]-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明了刊刻者的身份及其与吴承恩的关系。这个被发现的版本卷首有“震冈丘度志中校”一行，应该就是天启《淮安府志》中说到的“邱少司徒”；但这位“邱少司徒”与吴承恩什么关系？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