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股灾爆发，使得众多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大幅降低，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屮为企业部门产能过剩，社会投资消费规模减小，公众市场交易活动发力，经济低迷，金融活动相对较少，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较慢；年结构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长向好，金融体系监管深化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也不断深入，金融风险降低。
年新冠肺炎疫情后期，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复苏，由疫情带来的高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间推移不断降低。这与假设4的设定是一致的。反映了金融杠杆率一单位正向冲击下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变化。从冲击方向来看，金融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间呈现持续负向响应关系，即金融杠杆率的提升会抑制经济的增氏；
从冲击程度与提前期情况，提前8期的等间隔即中期时冲击响应更显著，冲击程度更大；在短期金融加杠杆是金融部门为追求利益而进行经济调整扩大负债的过程，该过程中金融杠杆率的上升会小规模的抑制经济的增长，而在中期随着债务累积问题的加剧，市场资金运作失灵，杠杆的攀升使得经济严重受阻，抑制作用最强；
在长期来看，由于金融系统发展受杠杆周期影响，加杠杆带来的变动逐渐被市场适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市场调节作用凸显，抑制作用会不断减弱，因此金融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影响呈现“弱-强-弱”的时间趋势，这符合假设5的设想。反映了在年第2季度、年第2季度和年第2季度金融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特定时点冲击响应情况。
可以看出该三次经济大事件下金融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冲击方向和持续趋势是一致的，呈现负向的平缓“U”型趋势，但是二次事件下的冲击强度具有明显差异。年“股灾”爆发使得市场内各企业部门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为寻求持续经营，直接与间接融资活动愈加活跃，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债务严重堆积，金融杠杆攀升并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进抑制响应更强；
年我国结构性去杠杆的大力推行，体现在金融部门上为债务结构优化、债务规模减小、借贷监管细化，因此前期隐性债务的暴露造成的杠杆攀升致使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之后随着去杠杆成效的提高，反映了在经济增长一单位正向冲击下，金融杠杆率应对该冲击的脉冲响应变化。
从冲击的持续趋势来看，滞后4期、8期、12期时脉冲响应函数的冲击持续趋势大体一致，也就是说无论在短期、中期和还是长期，经济增长对金融杠杆率的影响效应无明显差异；从冲击的方向和程度来看，在经济增长等间隔冲击下，金融杠杆率先为负向响应，表明经济的增长会引发金融杠杆率下降，经济增长对金融杠杆率具有抑制作用，之后抑制作用会逐渐减弱甚至体现微弱正向冲击。
反映了在年第2季度、年第2季度和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对金融杠杆率的特定时点冲击响应情况。年股灾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对金融杠杆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股票市场的动荡使得经济发生大规模波动，宏观经济大幅缩水，但经济运行的滞后性使得爆发初期，金融杠杆率大幅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率的相互抑制作用体现，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使得金融杠杆率有所回升。
年结构性去杠杆和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对金融杠杆率的冲击趋势大体一致，即随着经济复苏与增氏，金融系统运行稳定性得以维护，债务风险不断降低，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促使金融杠杆率缓慢降低。这与假设6设定相符合。
以传统VAR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杠杆率和经济增长间的二变量TVP-VAR模型，并应用MCMC算法进行模型估计，之后通过该模型下的等间隔脉冲响应和特定时点脉冲响应函数，依次分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三个变量间的两两动态关联机制，从短期、中期、长期角度，利用特殊经济事件分析了其动态影响特征，发现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杠杆率的影响体现出时变特点，呈现“负向-正向-负向”变化过程；
金融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为反向冲击，且冲击整体较为平稳；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具有时变特征，并且存在长短期差异，呈现短期强抑制长期弱抑制特征；经济增长在短期会促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降低；金融杠杆率的提升会抑制经济增长，抑制作用呈现“弱-强-弱”的变动趋势；经济增长对金融杠杆率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前文假设的成立。
根据前文中的研究结果，即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双向联动的动态影响机制，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杠杆稳中求进和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增长三个角度，提出与该关联机制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由于自身脆弱性的影响，金融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极易引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伴随着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间的业务开展，风险也会不断的累积，并通过信贷、资产负债表等渠道扩散到企业、居民等部门，对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宏观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金融体系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减小脆弱性的累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具有一定作用。
金融系统的资金总量供给能否满足社会整体的资金需求与金融系统是否稳定、金融资金总量是否充足直接相关，即金融风险与金融债务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息息相关，对此，在提升自身竞争力时从供求角度考虑金融发展对维护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根据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在进行金融体系优化发展时，应充分考虑金融融资结构的优化，加大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便利的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推进各群体经济收入平衡化；
优化金融产品结构，诸如推进资产证券化产品种类的更新，提供特殊人群融资便利等等，通过高杠杆资金集中再分配促进资金配置效率提升，加大金融体系自身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与金融系统的良性影响，不断完善济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杠杆率以及宏观经济增长都有明显影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与规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杠杆的平稳增长，研究发现我国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监管、风险预警仍没有系统的、权威的、实时有效的长效机制，测度指标集中于宏观角度，微观测度呈现角度多样化、方法多元化、结果片面化趋势。
对此，针对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预警与事后处置机制意义重大，我国金融稳定委员会应发挥好牵头领导作用，充分借助现代大数据技术，建立更加全面的、权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风险测度指标池，深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测算，从而建立更长期有效的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刻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变特征，提高风险预测准确度，对不同风险类型以及风险来源进行细致分类，建立风险更好的处置机制，全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运行平稳运行。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杠杆的影响主要通过信贷渠道，风险累积下的避险情绪促使企业投资与生产低迷，银行放贷门槛上升，从而减少金融体系债务累积，金融杠杆下降；同样，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也借助于企业与金融体系借贷渠道，因此推进金融杠杆稳中求进对信贷渠道的控制必不可少。信贷渠道作为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纽带，是金融杠杆监控中的重点对象，金融杠杆是金融债务状况的另一体现，而企业部门的发展依靠向金融部门借贷而实现。
企业发展规模与经营状态直接关系其债务清偿能力，从何影响金融部门债务总量。因此控制金融杠杆率应该从企业信用评级、企业经营状况检测入手，优化企业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对金融部门放贷管理，规范借贷流程，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或者经济增长速度变动的影响，避免不良贷款的积聚，减小债务堆积，控制杠杆总量，推进金融体系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