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成斌（主持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项飙老师多次谈到基金会的金融属性。他认为，现代基金会的发展与热钱跑来跑去有关，要和经济的金融化联系起来看。金融界首先通过对货币这个代表财富的符号的掌握，关心怎么用钱生更多的钱，并不很关心具体做什么。项飙认为，现在有的大基金会也是这样的思维，都是先有了钱，再去想干什么事情，这跟金融界的运作方式很相似。
去年的基金会40年系列专访，我们向多位前辈请教了基金会与金融的关系，包括如何正确对待慈善资产投资？如何在确保公益属性的基础上释放基金会的金融属性？如何提高基金会的财富的效率？如何做大第三次分配的蛋糕？等等。
今天的共学活动，我们围绕“基金会的金融属性”话题展开，请三位共学小组成员分别分享。首先请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沅泽。
杨沅泽
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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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金融属性与资产保值增值
把“基金会的金融属性”简单拆成“基金会”和“金融属性”。大家都知道，基金会在注册时就和企业很不一样。第一，企业的注册资金是认缴的，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是实缴的；第二，基金会的财产所有权归全体社会共有，不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公司或某一个团体所有。这意味着基金会一旦成立，就拥有一笔实实在在的本金。
我搜索“金融属性”，搜出来的都是商品的金融属性。商品的金融属性有两点，一是流通性，商品是可以流通的；二是保值性，保值不一定是增值，保值也可能是商品使用之后仍保有一定比例的价值，比如买了辆车，几年后卖掉，卖的价格肯定比买的时候低很多，但至少还有一个价格，闲鱼上卖东西也是这样。
窦瑞刚秘书长在前不久的一次活动上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按照欧美主流基金会的运作逻辑，其第一属性是金融基金的属性，是fund，履行对捐赠人的慈善财产进行资产管理的职责，主要是保值增值，也可以通过和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进行合作的方式进行保值增值；第二属性是公益属性，基金会慈善财产保值增值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其慈善目标。”
这个观点很明确。第一，基金会首先是管钱的，要对钱进行资产管理，要保值增值。第二，本金和保值增值赚来的钱必须要实现公益慈善目标。参照窦瑞刚的观点，在“金融属性”和“保值性”之间划了等号，基金会的金融属性等于基金会财产的保值增值。我的分享也基于这个观点展开。
*本次活动分享PPT截图（图/杨沅泽）
基金会另一个天然“资质”是专业投资者。根据证监会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专业投资者包括“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在民政部门的定义里，专项基金要连带所挂靠的基金会全称一起表述，可能其他部门未必知道，所以证监会说的“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就是基金会。一般的法人组织要成为专业投资者须同时满足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不低于万元、最近一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万元等条件，也就是说，通常公司法人不是想做专业投资者就能做的，而基金会天然是专业投资者。
把基金会的金融属性和基金会财产的保值增值划等号，我觉得这两点可以印证。一是基金会的原始基金至少万元，以后可能是至少万元、万元，基金会成立就有百万元级别的本金；二是基金会与生俱来就是专业投资者。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基金会天然具有金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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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保值增值的法律法规
《慈善法》第54条是关于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内容。之后民政部出台了《慈善组织保值增值管理活动暂行办法》，其中第四条规定了基金会做投资活动能做什么：一是直接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二是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三是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第六条对第四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七条列举了慈善组织不得进行的投资活动。在这之前，基金会可以直接买卖股票、商品、金融衍生品，但《办法》出来之后就不行了。
第八条，慈善组织如果开展财产保值增值，就一定要设立资产管理制度，没有这个制度就不合规，制度内容也有要求，要包括“重大投资的标准”。我觉得这点过于宽松，重大投资有更强的监管、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但是重大投资的标准又是每家组织自己定的。如果耍个小聪明，把这个重大投资的标准比如定在10亿元，但绝大多数基金会没有10亿元资产，那是不是所有投资都不属于重大投资了？我觉得重大投资标准应该有具体金额或者具体资产比例的规定，而不是让各个慈善组织自己发挥。
此外，针对《办法》又出了一个政策问答，明确把私募基金管理人归到第三类“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特别是购买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产品的基金会在填写年检报告时别填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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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会不做资产管理保值增值吗
可以把中国基金会财产保值增值分成两种操作形式。第一种，捐赠人把财产捐到基金会，由基金会去做保值增值，这种操作比较清晰明了；第二种，很多捐赠人许诺要捐钱，但由于当下可能的各种限制，我先把钱留在我这里，但我心里认定了这部分钱其实是基金会的财产，由我去做保值增值，把每年赚来的收益捐到基金会，这种保值增值操作没有在基金会这个实体上发生，本金所有权还停留在捐赠人身上。
*本次活动分享PPT截图（图/杨沅泽）
比较这两种方法，一是本金的所有权有明显区别，第一种本金在基金会名下，第二种本金的所有权依然在捐赠人名下。第二，投资活动范围不一样，第一种是基金会按《办法》三项可以做、八项不能做；第二种就不受《办法》限制，比如可以直接买卖股票、商品、金融衍生品，也可以做借贷。此外还有税收上的差异，基金会拥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对于捐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但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不免税，需要缴纳税率25%的企业所得税。所以很多捐赠人会采取先去做保值增值，再每年把收益捐给基金会的方式，等政策更友好了再把本金捐到基金会。
事实上，基金会实现财产保值增值的金融属性的主体未必在基金会本身，可能前置到捐赠人身上。这就给人一种中国基金会很少做保值增值的表象，也导致基金会保值增值很难被充分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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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资产管理
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案例
年，福特基金会收到一份报告，如何有效管理高校基金会的资产。当时美国的基金会新增很多，资产也快速增加，怎么做保值增值的问题浮现出来。年，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一家专门为慈善组织做财产保值增值服务的机构——共同基金集团Commonfund。共同基金一开始只服务教育类NGO，后来扩展到服务所有NGO。
几十年来，共同基金只做一件事情：为慈善组织做投资管理、保值增值，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资产实力。共同基金是一个社会企业，集团里面没有股东，所有的金融理财专家都拿薪水，不进行分红。大概年前后，共同基金在美国已经有1个客户，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亿美元，服务的基本是一些中小型慈善组织。因为大型慈善组织，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洛克菲勒、福特、盖茨基金会都有自己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士。但对于一些小基金会，共同基金是他们很好的选择。这点上目前中国也很相似，较大型的基金会通常有自己保值增值的方法和渠道，而中小型基金会往往存定期、大额存单或购买银行理财，在供给侧缺乏好的合作方、产品和经验。徐永光老师说过，在中国成立Commonfund至今仍然是他的一个梦。
好几年前，敦和基金会做过一个“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项目，这在现在看来都很大胆、很前卫。瞄准处于高速成长期、同时具有卓越公益绩效表现的中小型基金会，捐赠助力其设立“敦和种子基金”，并通过投资理财获得稳定收益，为其提供可持续的机构发展费用支持，支持其更好地发展成长、造福社会，同时促进其提升资产管理的能力和收益水平。
通俗地说，每年拿出万元资助10家基金会，每家基金会万元，这万元是不动本基金，只能拿这笔钱去做投资理财，但投资理财的收益可以用于非限定性用途；在这过程中推动基金会重视资产管理，建立资产管理的制度和流程，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和资产实力。但由于年“资管新规”打破刚兑，不允许保本，比较适合基金会的分级基金产品减少，这个项目也就转型了。我自己觉得敦和种子基金计划是助力中国基金会发挥金融属性历史上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可见，对基金会的资产管理而言，当供给端没有合适选择时，需求端就会受到抑制；同样需求端不够强烈时，供给端的选择也会比较少。
史成斌：非常感谢沅泽。去年做基金会40年访谈，我们在请教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房涛老师的时候，她提到为什么现在不太敢做金融方面的尝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舆论和政府决策者们目前对慈善的认知，认为慈善的安全性及其承载的道德要求，跟金融的风险属性无法兼容。
但是我们看到，去年会议后，金融机构比基金会行业对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要敏感得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