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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开发性金融的独特属性（1）08:00来自锄禾日当午汗滴引言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产生于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是新时期有中国特色发展实践的产物,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具有应有的地位。它既继承了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使其真正区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面对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我国新时期、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既要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也要向前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学技术、公共基础服务上所存在的基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使命,在广阔的市场蓝海中求得生存发展。
开发性金融的独特属性
陈元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在这之中，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以发展为导向意味其既继承
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提炼升华，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
一、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方向和全局利益永远紧密相连。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支持重点，是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有自主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唯有如此，开发性金融才具有市场自主权，才能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和中心，服务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开发性金融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和实施者，这是衡量其性质和检验其成败的基本因素和关键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
如果拿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类比，开发性金融就应当成为国家指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只有像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那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开发性金融才能奠定自己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主要实施者的地位。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其中有一次红军打了败仗，即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刚开始时敌情不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战斗打响之后我军损失很大，战斗的形势极为不利。后来摸清敌情之后，中革军委下令迅速退出战斗，命令整个部队以个人为单位，迅速撤出战斗，要求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重新集合。当时土城战斗除了造成很大伤亡外，对部队士气也有极大影响，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直下达到所有战士，大家都遵照命令自行撤出战斗，寻找有效的避敌方式。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三万红军不缺一人一枪，全部集中归建，部队又重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长征的道路，走向下一场战斗。
这换作任何一支其他军队都难以做到。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感慨道：“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这一点”。土城战斗之后，中央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教育，对一些问题给予了纪律处分，也对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做了回答。但是红军不缺一人一枪而重新集结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红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命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开发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不断强化、巩固自己的地位。
二、开发性金融与政府密切合作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是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应该明确的是，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不是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关系。
过去，金融界中存在着一些短视的观点，认为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就是地方政府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听银行的意见、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就是从部门对部门、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关系的。虽然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并未僵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但是其将很多地区看成高风险地区，不提供融资支持，也不主动扭转局面、开展工作。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现在的金融机构已经转变了这种看法。
从金融角度看，不管是人求我，还是我求人，只有密切合作、深度信任、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出金融的力量，才能把政府力量变成服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就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变成服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并通过服务金融、支持金融最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全国性行业和项目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打破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的阻碍，开发性金融才能与政府部门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开发性金融要努力推动政府功能为金融化服务，推动全社会融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力量，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金融发展中受益，同时也支持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
三、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别于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具，将是否盈利作为划分政策性机构、商业性机构的出发点。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保本微利为特征，是财政补贴的产物，以财政补贴方式来利用金融，但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二战后６０多年的实践证明以财政补贴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失败了，成功的不多。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以财务是否盈利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区别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保本微利是财政政策的标准，换句话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标准，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以保本微利为特征，而应将以实现国家战略为目标作为基本特征。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财务持续和自主发展的能力，能不能盈利是个生存问题，有什么发展，做什么目标，则是个发展问题。所以，保本微利是指财务生存能力，带有政策性机构和商业性机构之间的界限的含义。以保本微利来指导和经营发展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终也会失败，而以货币金融政策体系及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了成功。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营核心是贯彻国家战略，制订实现方案，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化的认识过程，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不是靠一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力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靠集体的努力，是一个以自上而下为主、以自下而上为辅、对客观世界反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认识的空间基于国家战略、国内外大形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探索开发性金融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什么。它和实体经济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能动的，市场化、法律化的过程。
财政政策具有行政性，与此不同，开发性金融业务更多地是主动为实体经济建设市场。开发性的贷款有完整的贷后管理，有健全的信贷资产管理，财政化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的建设、市场的信用、市场制度的发展则具有负面的、破坏的作用。当财政越界以后，市场不能发展，金融不能发展，相反还会倒退，所以应该主动划清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间的界限。
四、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本质区别
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只有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大多是在红海当中锦上添花，是一个运行的产物。相反，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使命，它的生存、运行更多地是为了发展，是在蓝海里补短板，雪中送炭，支持国家重点和热点领域的建设，是发展的产物。尽管商业性机构存在发展的成分，但是它的具体目标比较抽象，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必须肩负相应的国家使命，不会在红海当中去竞争，而是在蓝海里补短板，强烈的目标导向是它的重要特点。
开发性机构是个长焦距望远镜头。商业性机构是个标准镜头，主要是聚焦短期性领域。这是两种机构运营模式不同的重要原因。商业性机构的运营基本是自下而上的，下面发现、提出项目，最后上层拍板决定。这跟开发性金融机构完全不同。开发性机构是专门找短板，要解决这些短板，而商业性机构有自己明确的存量市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地运营。但是，国内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模式主要适用于商业性机构，不是很适用于开发性机构。
五、开发性金融兼具国际主义情怀
开发性金融产生于中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他国家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开展开发性金融。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内容是统一和一贯的，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是一贯和一致的，即开发性金融是富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武器，它的原理可以运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世界银行、其他多边性金融机构都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服务第三世界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发展方式和模式。
现在发达国家产能萎缩，财富出现泡沫，没有发展前途，只有和开发性金融结合，走向发展中国家的蓝海，才能真正释放发展潜能。如果龟缩于发达国家内、发达市场内，那么它就只是全球７０亿人以及很快达到１００亿人的市场中仅有十几亿人的一个小市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衰落。只有走向全球化，而不是反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正路。贸易战、科技金融战都会使经济受损、衰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都遭受损失。
(本文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来源：陈元.开发性金融的理论沿革、属性与发展[J].开发性金融研究,(3):3-5.
点击左下“原文链接”，见李佐军，田惠敏著《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8卷）书稿研讨与审议会新闻报道（“环球网”，年6月3日）。中国经济出版社拟近期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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